【情感中無智者】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關於愛情是什麼？

前幾天在書上看到，西方直到十二世紀的文學著作才真正可以窺探屬於兩人精神層面的愛情故事。可歌可泣的相戀情結，命運的捉弄，被迫分開的愛情際遇，愛慕、嫉妒、遁入愛河的情感悲劇。

比對過去純粹的理想型男女情感表述，至此以後情慾與社會之間的矛盾產生在愛情之間的糾葛，浪漫主義式的個人色彩，愛情一直以來都是反理性主義的最佳原型，反宗教、反父權、反物質、反絕對性的顛覆社會。因此，愛情可為盲目，衝動，甚至遁逃，價值上的沉溺也一於它的深層意義，而此變質、惡化，甚至歸咎於心靈的敗壞...腐化......

對於愛情的絕對精神來說，它也具崇高性，傾慕、盲從到絕對的愛戀，從心裡分析的觀點來看也直指對奇魅的莫名崇拜，法西斯......。但從更深的層面來說，「情感又使人依循本姓而真實表露。也因此阻隔了在此本性世界之外其餘世界(如文明世界)的顯露。」因此，關於愛情是什麼的提問在七夕與情人共度之際值得省思阿。

Photo @ Gustav_Klimt-kiss

寫在2013/8/13

【飄散了】

《一代宗師》的宮二末尾重申自己已忘了「六十四手」，自此以後，好像人生最光輝的時光，就這樣回不去了。這一說是喜，也是悲；往後可以拋開枷鎖淡如常民，不再受信念而苦，悲則志業往往是歡喜交合之作，宮二如果一輩子不打六十四手，那這樣的宮二也不再是宮二，這樣為愛為武綺麗於武動之間的輕盈才是真正的宮二。

哪天，如果你聽到自己的好友、長輩，甚至親人跟你說著想賣掉往日所昔最愛的寶貝，那也可以保證，從此以後，這樣為現實割捨，選擇淡忘曾經靈魂深處最深層的他，也就不再特別了。

此時此刻，正為了發現遺忘念書感覺的自己默哀。

【法國王教授】

做學術行政工作很多時候就會跟學者接觸。去年國際研討會對幾個外國學者有深刻印象。今年上半年中心籌辦的研討會邀請到一位法籍中裔學者也讓我印象深刻。

王老師算是法國漢學界中生代重要的職位，會議前的通信往返算是非常愉快。王老師信中相當客氣，雖然到她來訪前因IP因素導致她寄給我的一堆信被擋，包括她準備交付的文章。但與一般學者不一樣的事，王老師趕緊借用兒子的信箱，將文章寄給我的信件，仍非常客氣的把事情全部敘述完成，對於受邀中研院的來訪，看得非常重要。

今天下午，王老師突然出現在中心走廊。其實一如之前信件往返感覺出她的自我要求，王老師抵台後仍對自己交付的文章不敢滿意。到研討會當天中午，她還回到guest house改稿，寄給我的信件仍非常仔細的說明自己的堅持，深怕語句的關係讓評論人誤解(讀)她的論述。

王老師這次來訪一週，其實在這職位一年，對國內會計核銷的標準多少有些看法，例如，籌辦會議只能補助來訪者會議前後的生活費。然而，許多歐美來訪的學者，如果真在會議前一天抵台，往往第一天的會議都會在嚴重時差中渡過，王老師的第一天也是如此。

今天下午王老師登門拜訪，已經看到她的氣色有許多好轉。從王老師身上看到的是做為人文學者內心保有的純真。王老師用一天的時間走訪故宮等博物館，王老師對法輪功非常好奇。

「我跟他們聊了許多。我認為中國的高層如果真的來過台灣，就應該認識到台灣的獨立性。」跟王老師坐在交誼廳閒聊。這趟台北之行，一如她的學術關懷─清末民初的思想變化。王老師談到梁啟超的美國行，談到梁啟超走入美國社會後對文明與自由民主內在理路的悸動，她(王老師)也這樣想著華人社會的共和體制。對已經長久居住在國內的我們，很少人認真地過去跟法輪功等在我們觀念中統獨概念既定的團體對話。但，王老師非常純真的看到這個對她而言，是個熟悉卻非常陌生的共和國。

「現在法國的華裔小朋友學中文的速度與水準都沒有法國在地真正對華文文化有興趣的小朋友來得快與精準。」王老師講到對孩子的教育，講到昨天走訪幾間文具店，只是想幫小朋友們買幾個中文的生字簿。

王老師看一下時間，「吳教授很抱歉，我今天是來跟你道別的。我等等還要去逛逛你介紹給我的幾間書店(溫羅汀地圖)。週日的出租車是我下車後再付錢嗎？」

「王老師，出租車的費用我們會負責。」王老師微笑著走出人社中心大廳，一個純真的異鄉客，是這樣認識台北的。

【在這些拜物教電影中，看不到傷感和諷刺】-紐約時報

《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這本書中充滿了風流韻事和性暗示，但也許最激烈、最令人不安的色情場面與衣服有關。這個場面集中了小說里最有挑逗性的慾望和悲哀：傑·蓋茨比(Jay Gatsby)向他一生的至愛黛西·布坎南(Daisy Buchanan)以及他羞怯的鄰居尼克·卡拉威(Nick Carraway)炫耀自己的豪宅，他打開衣櫥，裡面「整整齊齊地放着一堆堆襯衫，每堆12個」，尼克看得眼花繚亂。

他把他們帶到其中一堆面前，尼克注意到了襯衣令人驚嘆的面料和顏色——「條紋、渦卷花紋和格子，珊瑚色、蘋果綠、淡紫色、淡橘色，還交織着印度藍」，黛西流下了眼淚：「『這些襯衣太美了，』她啜泣着，把頭埋在襯衣里，聲音聽不清楚。『這讓我很傷心，因為我以前從沒見過如此、如此漂亮的襯衫。』」


人們對這部電影多有批評，這些批評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因為這部電影輕率地肯定物質主義，而小說對此的態度實際上很矛盾。魯赫曼雖然或多或少忠於原著的情節，但是對於如何評價小說人物的世界，他沒有給出牢固的道德看法。相反，他使觀眾沉浸在一種幾乎可以觸摸到的豐裕的感官享受漩渦中。襯衣那一幕是製作設計和3-D數字技術的勝利。你以前真的從沒見過這麼漂亮的襯衣。

菲茨傑拉德的蓋茨比也許會讓人產生類似的困惑，而魯赫曼的「蓋茨比」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這部電影展現的美國物質主義畫面不是用來教化的，而是具有挑逗性的。它在金錢帶來的純粹感官快樂與金錢能買到的東西之間逡巡。

現代消費主義的一個重要悖論就是：這些商品是大眾市場上專有特權的標誌，是貴族平民主義的象徵。我們也許買不起它們，但是我們被引導得相信我們仍然應該得到這些，得到這些就是實現夢想。如果我們不能觸碰蓋茨比擁有的東西，那至少我們能看一看。

在菲茨傑拉德的書中（雖然新電影不是這麼演的），傑·蓋茨比本人是最早遵循自我實現信條的人。在小說的結尾，他的父親亨利·C·蓋茨(Henry C. Gatz)去拜訪尼克·卡拉威，他帶了一本《豪帕隆·卡西迪》(Hopalong Cassidy)，年輕的吉米·蓋茨在書中寫下了一些生活原則，包括一些有益活動的時間表以及「每周讀一本能提高自我的書或雜誌」。「它能告訴你一切，」老蓋茨這樣說這些筆記。

但是它透露的東西並不具體，也許是因為菲茨傑拉德想讓這件事成為懸念。對亨利·蓋茨來說，這本書表明了他兒子成功的動力，而尼克可能把它看做是他早期自我妄想的例子，這種妄想使他的朋友下場悲慘，連葬禮都無人參加。這個「不知道從哪裡來的無名小卒」又覺得自己是誰呢？

這部電影給出的自相矛盾的答案是，他認為自己就像其他任何人一樣，是個傑出人士，勝利者，非常重要的人物。每個人都能擁有一切的想法從邏輯上講可能很荒謬，但是從思想上講對這個國家至關重要，因為這個國家似乎同時處於大蕭條和黃金時代之中。


這些電影是關於獲取的寓言。在其中一些電影中，主人公被抓住了，但是沒有一個人真正後悔，他們得到的懲罰似乎更像是承擔法律後果，而不是道德秩序的勝利。雖然偶爾擺出羅賓漢的姿態，或者提到邦妮(Bonnie)和克萊德(Clyde)的名字，但是這些不法之徒所代表的粗野的重新分配的正義——打倒地主，搶劫銀行——在哪兒也看不到。

魯赫曼有意或者無意之間去除了《了不起的蓋茨比》中一直以來很吸引人的傷感，用激進而讓人苦惱的方式使它具有了現代感。結果也許很粗俗，但是也誠實地反映了當代的價值觀。《春假》、《付出與收穫》和《珠光寶氣》也同樣令人震驚地（令人興奮地）拒絕道德主義，同樣反映出了這種價值觀。這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貪婪，嫉妒，膚淺，處於無休無止的、自認為正當的慾望之中。這就是我們對幸福的追求，我們享受着這些電影提供的樂趣。但是別急，我們總有哭的那天。


節錄@紐約時報中文網

法擬徵收手機稅 補助文化產業-台灣醒報

【台灣醒報實習記者王一中綜合報導】法國總統歐蘭德可能在今年7月提出法案，針對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可以連上網路的裝置銷售，徵收1％的「文化稅」。預計每年可以因此新增8600萬歐元，這項新徵收的稅將用於補助國內文化產業。

法國消費者去年購買了超過2000萬台各式可以上網的裝置，這些除了手機、平板以及電腦之外，還包含電視以及電子閱讀器等。若法案正式通過，這些產品的銷售都在徵稅的範圍內。

法國Canal+電視台的前總裁Pierre Lescurey最近接受歐蘭德政府邀請，提出在這個經濟情況不佳的數位時代，而能保護法國文化產業的方法。這是報告中80項方案的其中一環，他認為消費者現在已經花夠多錢在硬體產品上，但卻沒有購買足夠的影音內容，因此認為可以利用新增的稅收補助國內的文化產業。

法國過去一直鼓吹「文化免議」（Exception culturelle）的概念，認為任何對法國社會有文化價值的內容都應該加強保護並推廣。這個概念已可見於法國諸多法律中，例如規定電台必須至少播放40％的法國音樂，或是書籍販售不能打太多的折扣，同時所有法國電影的製作都會受到政府的補助。

尤其現在英文與美式文化仍持續在法國社會擁有很大的影響力，這項補助文化產業的計劃便是想要遏止這股崇外風潮。

法國文化部長安瑞莉‧菲里佩提（Aurélie Filippetti）表示，製造這些科技產品的公司，有義務要貢獻一些利潤給這些影音內容的創作者。她另外也提到這項新增的稅收將會非常低，以避免懲罰消費者，同時為逃避付稅而形成黑市。由於絕大多數受到影響的科技公司都是國外大廠，對法國國內經濟的影響也不大。 

反對黨的秘書長Camille Bedin對於這項提案則不以為然，她批評左派政府已經徵稅徵上癮了，總利用各種理由向國民徵稅。即使在這個經濟狀況不佳的情況下，第一個想到的解決方案還是透過收稅。位於歐盟總部布魯塞爾代表蘋果以及三星的遊說團體DigitalEurope也表示，這個決定是往錯誤的方向前進。

法國過去與許多境外科技公司如谷歌、雅虎以及亞馬遜等關係早已不佳。法國過去數年不斷指控這些公司利用各式方法逃漏稅，並設下許多營運的限制反制。例如工業部長最近阻止雅虎買下法國影音網站Dailymotion的多數股權。法國已經透過徵收數位儲存裝置銷售的稅收，每年收入2億歐元，並用於補償歌手因為盜版而造成收入上的損失。這次預計新徵收的稅僅是保護國內文化產業的一系列步驟之一。

圖說：法國將從科技產品的銷售徵稅，以補助文化產業。（Photo by Apple）

新聞來源：台灣醒報 http://www.anntw.com/awakening/news_center/show.php?itemid=41167

【責任倫理】-錢永祥

錢永祥：「Marx Weber 從來沒有說，人不靠熱情可以存活。而是一再強調人要有“尊嚴”。而尊嚴得倚賴著強大的信念。有了信念，有了熱情，人得而有尊嚴。Weber也說人不要推卸責任，你不要以為你相信這個東西，這個理想，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有價值的東西，所以你就以這理想為名做任何事情。你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更不要把責任給卸掉，將責任丟付給理想來負責。現實生活如此，我們不能把責任拋給宗教，也不能把事情的後果推給我們生活的理想。因為人得自己負責。

所以，Weber才提到兩個價值，一個是信念倫理，一個是責任倫理。我們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一定要展現我們的有所堅持，我們不能將責任卸除，但我們所處的境況而產生的職責是因為是我們信念建構而成，因此，我們才會產生認知上的困惑，在實踐的過程反覆檢驗理想。而這就是一種志業實踐的過程，如此一來，學會如何堅持才是如此重要的事情。」



連結：
https://cochina.co/2012/07/%E7%90%86%E6%83%B3%E4%B8%BB%E4%B9%89%E7%9A%84%E8%AE%A4%E7%9F%A5%E4%B8%8E%E5%AE%9E%E8%B7%B5/

視頻：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2NjA3MjI4.html

【自由生活】-哈金

「要是你不知道怎麼利用自由，那麼自由就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被壓抑和限制得太久了，所以要我們改變思維方式、獲得真正的自由，是很難的。我們習慣了被遁詞和虛無所限定的現實存在。我們的個人品味和正常欲望大部分都被謹慎和恐懼束縛了。打破我們內心認可的暴政，可比打破外部的束縛要困難得多。簡而言之，我們純真的內在本我已經失掉了。」(哈金，《自由生活》，2011：131)

【事物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Graham Greene

格雷安．葛林《事物的核心》提及「人世間最危險的就是發生在事物的危險性，一個有良心的小偷，貪財的醫生，迷信的教士，有權力卻鬱鬱寡歡的人，這樣都會促成事物的危險。」但這也一如接觸人文後的我們，我們開始會對理想的世界懷疑，開始找尋人的價值，也認識到事物的危險性，但也因為如此，放長遠來看我們的生命就是得一直在過程中去找尋自己與認識自己，儘管如葛林所言：「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有力量永遠背負著這受到永世懲罰的重擔。」

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有力量永遠背負著這受到永世懲罰的重擔。

                                                         格雷安．葛林《事物的核心》

                                           

[鄙民的世界，鬼島不是傳說]

鄙民眼中的台灣等同於鬼島─用傅柯的話來說，當我們認真對待國家政治形成之處並將它與國家問題分開來看，那其中匯聚了許多異質世界的開口，我們只是打開掀起那對抗主體運作的不寬容力量，反抗、權力、事件，鄙民就是現代社會裡我們逃過了虛假的替代方案後所見到的國家歷史，還有那美好結局。

只是我們都這樣被制約，被馴服在這不可忍受的世界，還有看不見的無盡反抗。但一個正常的社會這些缺乏實體的鄙民，相對於主體權力，其行動持續地不斷在正常事務上塗上記號。鄙民的重點不在於他們是否是群體的受害者，反到是他們當時所遭遇的卻被歷經成某種消逝的狀況。

然而，傅柯強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鄙民佔據了重要的策略性地位，鄙民的存在削弱同質的群眾，儘管它挑撥劃分，讓群眾相互鬥爭，造成秩序、警治與宰制之間的能量對撞。但如果沒有鄙民在此劃分，那警治國家的行動也無法持續更新，帶來的剩下規訓，生產和規律的制度化。而且很明顯的是「普勞階級在鄙民之間的分隔還有行動中都是受騙上當的傢伙。」

Brossat也提到，現在代議民主制的衰退，「西歐社會中的政治生活的問題已經超出代議政制可解決的能力：無居留證者、尋求政治庇護者、長期失業者、住在郊區國宅的年輕人、無固定收入的人、愛滋病患、被遺棄者都不斷擴大鄙民行動者。」

我們的國家之間可能已經沒有大型戰役，但所謂的關鍵戰役卻無處不在，異質的行動，對峙的交集，還有許多我們自身遺忘的種種事件，還有造救我們活在某種社會是可以免疫於安全焦慮的環境。但在實際的政治實踐裡，鄙民的行動頻繁的循環，重返......但鄙民永遠沒有專屬的語言。


「在我們的社會中，安全部署的運作看起來好像很順暢有效，且植根於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深層，看起來很難拔除。儘管我們錯誤的觀點，我們由於無知或疏忽所產生的錯誤分析，我們那古怪的魔幻政治，我們那些誤用的創痛記憶等層出不窮地浮現，但這些安全部署還是能提供減輕風險、調節事務，且在治理活人方面，提供了主要的保證；它鞏固了事物的連續性和人群的完整性......也保證了治理者與被統治者間的動態關係。」(Brossat, 2013：95)

但鄙民總是在這裡，他只是被遺忘，疊層給覆蓋在這「總是新的」語可以被制造的世界裡。我們的歷史也完全被阻礙在這被建構在同質、規律、歸屬認同的特徵上。唯一可以重返的就是抵抗，無窮地競逐，產生生命在權力之處蔓生著滄海一粟，在極其微小危險中大聲喊著：「我再也不服從了！」


參考：Brossat, 2013，《傅柯：危險的哲學家》，台北：麥田出版。

【拉奧孔】-吳明益

德國啟蒙運動的代表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曾用「拉奧孔」這座經典的雕像，與維吉爾的詩歌做了細膩的「詩與畫」的藝術表現比較。「拉奧孔」的故事來自耳熟能詳的「木馬屠城」：希臘與特洛伊為爭奪美女海倫交戰時，希臘人用計讓特洛伊人將木馬移入城內，想藉機裡應外合，攻破特洛伊城。

這個故事裡有一個悲傷的智者拉奧孔，他看出了木馬的詭計，於是出面勸阻。不料這樣的舉動觸怒了女神彌涅爾瓦（Minerva），於是她派遣了兩條海蛇，將拉奧孔父子纏勒致死。

長久以來拉奧孔就被視為是痛苦的極致、悲劇的象徵，這個在古希臘史詩中微妙的小角色觸動了許多藝術家的感受。拉奧孔的雕像被許多雕刻家複製，詩人寫詩歌詠，拉辛在那本知名的《拉奧孔》裡，談的就是「為什麼拉奧孔在詩裡哀號，卻在雕像裡不哀號？」這樣一個美學的問題。


這次未被選入經典賽的陳金鋒，在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被詢問了一個最好回答也最難回答的問題：棒球對你而言是什麼？

陳金鋒的回答是：痛苦。這是我聽過的，台灣球員對棒球這個運動所講出的，最深刻的詮釋。

陳金鋒說，「打球對身體、精神都是煎熬。﹞為國家打球背負著國家，為薪水打球背負著薪水，為家庭打球背負著家庭，唯一不可能的就是為純粹快樂而打球。鈴木一朗從小學開始在放學後還要練球八個小時，近年被視為天才的哈波 (Bryce Harper)三歲就與六歲的孩童一同比賽樂樂棒球，九歲後每年參加上百場比賽鍛練。我有時候懷疑，那些在職業生涯中受不了禁藥誘惑的人，或許不全然是為了爭取更好的合約而已，而是他們禁受不了自己表現不好或體能開始走下坡的「痛苦」。

「避苦」是演化的根本，或許也是棒球這類運動的根本也說不一定。沒辦法咬著牙撐過痛苦風暴的球員，只好離開那座扇型球場。


拉辛說拉奧孔的雕像看起來只是「輕微地嘆息」，而不是「激烈的吶喊」，這是因為表現者想讓「痛苦服從於美」的緣故。而藝術家似乎更刻意讓這幅痛苦的圖像，有自由的可能性。那兩條巨蟒並沒能完全纏住拉奧孔父子，「哪裡苦痛最激烈，哪裡活動也就最緊張」，他們的胳膊是自由的，那讓痛苦服從於美。

今天的王建民用六十一球，彭政閔用那支劃過右外野的全壘打，郭泓志、陳鴻文用像剃刀一樣的三振表現了在命運女神的巨蛇底下，那樣激烈痛苦的美與希望。


文章來源：吳明益老師【臉書】2013.3.2

【化身博士】-吳明益

上周課堂我帶學生閱讀《文學講稿》時，提到納博可夫在他的文學課所細讀的七個作家，有六個是現在台灣的文學年輕人也會試著去讀的。他們分別是珍‧奧斯汀(J. Austen)、狄更斯(C. Dickens)、福樓拜(G. Flaubert)、普魯斯特(M. Proust)、卡夫卡(F. Kafka)、喬依斯(J. Joyce)。

而一個較可能被遺漏閱讀的，是不少西方作家都會提及的史蒂文生(R. L. Stevenson)。史蒂文生最為台灣一般讀者所知的是《金銀島》，但真正奠定他文學聲名的是《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化身博士》的故事很簡單（但敘事在當時來說卻很特別），就是一個名叫傑奇的博士，服下了一種他自己混合出的藥水，於是那個「高大、聰明、舉止文雅、穿著講究的傑奇的內心，散布著零星的惡的雛形」，最終變化成邪惡、具攻擊性、傷害性的海德先生。海德先生和傑奇博士似乎存在同一個軀體中，傑奇有時想自我控制，有時又覺得化身為海德放縱一下是無可厚非，且能逃避責任，對他而言充滿吸引力的事。

納博可夫說「Hyde」這個詞源自於丹麥語的「避難所」(hide)，讀者當然也可以直接聯想成「隱藏先生」。《化身博士》之後，這樣的故事「原型」分散在我們認知的許多小說與電影之中。當我問學生能舉出什麼樣的例子時，很快地就有人提到《綠巨人》。

日後當然有許多人從心理學的觀點來詮釋這類作品，Jekyll and Hyde甚至成為心理學名詞。而在《化身博士》裡，藉由傑奇博士那幢住宅的描寫，似乎暗喻一個身體做為居室，同時住著複雜靈魂的必然性。史蒂文生為了呈現巨大的反差，刻意將兩人的性格置於兩端──傑奇博士有多善良，海德就有多邪惡。


這些日子以來，我常會收到來自不同地方、單位，未曾謀面的fb朋友，希望我對他們關心的議題說說話。但因為個人時間有限，無法確實到每個事件地點觀察、聽取意見、涉入，至多就是仔細將對方提供的資料一筆一筆讀過，因此不少事情我都暫時選擇聽取而不議論。

但這些事情常讓我有類似《化身博士》的感受：政府單位或官員常常以善良、正義、為人民謀福利的立場發言，但做的卻是海德先生一類的事。事後又化身為傑奇博士，要人民循法制、發言理性、聽信專家的話。事實證明，這些好像是為了我們好的建設或政策，裡頭總是藏了無數的海德先生。而這些海德先生偏偏平常都「聰明、舉止文雅、穿著講究體面、提倡理性與正義」。(這是為什麼我反對使用環境正義一詞，而以環境立場取代。每個說詞提供的都是另一種立場，而非「絕對正義」。)

《化身博士》是做為敏銳文學家的史蒂文生，把夢境的荒謬與恐怖，加上理解我們的身體同時是傑奇博士與海德先生的居所這樣的概念，巧妙地以偵查的形式表現出來。我因此忍不住提醒學生和自己，認識身體裡的多面性是多麼重要的事，相信自己身體裡全是正義、善良、理性的人，永遠看不到那裡頭存在的「惡的雛形」，也因此在某些時刻更加無法控制喝下藥水的欲望。

在我的觀念裡，從感情經過理性去進行判斷選擇，和從理性加入感情去判斷選擇是同樣可貴的事。想像與感性都是理性的一種，同屬合理的人類情感。我們會「同情」罷廠工人、被拆掉居所的市民、剃光頭的老樹、擔心核四造成的階級壓迫和後代負債、在濕地建築沒有必要的道路……，這樣的感情使得越來越多人願意花時間為自己的立場找更堅實的理由。

這個過程如此像《化身博士》所使用的慢慢揭露的敘事法，也如此像真正的教養、審美，與思考鍛鍊。


文章來源：吳明益老師【臉書】2013.3.31
圖片來源：http://www.tumblr.com/tagged/the%20strange%20case%20of%20dr%20jekyll%20and%20mr%20hyde

〈莫言的體制內生存術〉-《陽光實務》

10月11號，斯德哥爾摩的瑞典皇家學院常務秘書Peter Englund 宣布，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57歲的中國作家管謨業，他更為人所熟知的筆名是莫言——意即「不要說話」（這個名字據說源自其父母在毛時代對他作為一名學生娃的忠告）。

北京對此消息大喜過望。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之一的李長春，立即寫信給莫言任副主席的官方中國作協，說這次頒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官方媒體歡欣鼓舞，「中國人民等得太久」了！終於有一個「主流」華人贏得了這一獎項。一週之後，官方宣布，計劃撥款6.7億人民幣給莫言家鄉，打造一個「莫言文化體驗區」。

與此同時，中文世界一場論辯風暴席捲海內外中文網站：相對於那些可能獲獎的中文作家，這名作家更配得此獎嗎？這個專制政府正關押着其他作家，劉曉波，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個中國政府眼中的罪犯），僅僅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例。那麽，如此重量級的一個獎項應該頒給一個專制政府「體制內」的作家嗎？一位叫做王小紅的網上諷刺作家在她的中國微博上替死去的諾貝爾先生擔憂，猜測他若泉下有知，一定在墳墓中深感不安：

「前兩年給中國人發了個獎，得罪了中國政府；現在又給中國人發了個獎，得罪了中國人民。才幾年啊，竟然把中國上上下下都得罪了。」

雖然是嘲諷，王小紅在這一點上是對的：比起其它的國家和人民，中國上上下下都深切關注而渴望諾貝爾獎。如同奧林匹克金牌，諾貝爾獎被看作是被世界尊重的標誌——近幾百年來，很多中國人感到他們獲得的尊重大大少於他們應該得到的。這種尊重需求下的忐忑不安，由於這一次的諾貝爾文學獎，得到了極大的緩解。也因此，中國實際上把自己的文化成就裁判權，交給了瑞典的一個委員會。（注：委員會成員之一，馬悅然，能够閱讀中文，但是其餘成員依賴翻譯）。中國原本確有自己的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莫言是這一獎項2010年度的得主。但是無論莫言或幾乎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會把這一獎項與諾貝爾文學獎相提並論。（注：茅盾，1920到1930年代的政治小說作家丶毛澤東時代1949年到1965年的文化部長，以其冗長乏味的散文而著稱。不過，茅盾文學獎之所以是二流獎項，主要因為它是中國國內的國家獎項。）

近年以來，中共統治者對諾貝爾獎的聲望格外敏感，並且要應付令他們沮喪的相關歷史記錄。曾經有八位華人在自然科學領域贏得諾貝爾獎，但其中六位在獲獎時是西方國家的公民（美國丶英國和法國），另外兩位（楊振寧和李政道）當時是台灣的中華民國公民，後來歸化為美國公民（同時與中國政府保持非常友好的關係）。此外，還有兩位和平獎得主，但是其中的一位劉曉波被囚禁獄中，令當局尷尬；另一位是1989年贏得這一桂冠的達賴喇嘛，他自1959年就流亡海外了（中國統治者稱達賴喇嘛是「分裂主義分子」和「披着羊皮的狼」，但就是沒法方便地說他「不是中國人」，否則就意味着承認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高行健——其作品譴責大陸的中共統治並於1997年歸化為法國公民的中國人——200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中國官方媒體指稱諾貝爾委員會「失去權威性」，其成員「是一小撮對中國人民懷有極其不健康心理的所謂文學專家」。

莫言獲獎，當局需要徹底反轉上述評判，但是沒有迹象表明官方媒體中的任何人對此感到難為情。他們的職責是鼓吹政府，不是始終如一。現在反過來了——這次是异議人士和具有獨立思想的匿名網民們在指責了。其中的一些人批評諾貝爾委員會，但更多的人是針對莫言，尤其是針對他最近的某些政治選擇。在2009年10月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開幕典禮上，莫言宣讀了一篇官方審查通過的演講稿，聲稱文學應當高於政治；可是不久之後，當中國當局下令抵制對獨立作家戴晴和貝嶺出席的會議時，莫言加入其間，退出會場。後來他解釋說自己「別無選擇」。

2009年12月，當局出乎意料地宣布劉曉波獲重刑11年之後，電影學者崔衛平電話採訪百多名中國知名知識分子，要求他們對此表態。很多人冒險表示了對當局的反感，並同意崔將之公布。莫言也同意發表他對劉曉波獲刑的反應，他的反應是：「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談。家裏有客人，正在和他們說話。」

最使莫言的批評者們惱怒的是，他於2012年6月參與了一項官方組織的活動：由著名作家們抄寫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紀念這個「講話」發表70週年。此「講話」是毛時代針對作家的殺手鐧，並在毛逝世的1976年至北京大屠殺的1989年期間受到普遍抵制和譴責，現在卻被頂禮膜拜。一些受邀的作家拒絕抄寫。莫言則不僅同意抄寫，而且比其他人走得更遠，他解釋說，「講話」在他們那個時代， 「是一個歷史文獻」，並且「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在獲獎之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莫言要求把他的政治立場與他的寫作區分開來。他說，諾貝爾「是一個文學獎，不是政治獎」。網上他的一些批評者斷然否認這種區分。（一條微博說：「如果一個厨師一身排泄物，不管他做的食物多麽可口，我也無法下咽」。）但是，更深的問題是，當一個作家沉浸於以及設法去適應專制政治的環境時，這會不會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或她的文學創作？這個問題即微妙又重要，莫言是一例證。

1980年代後期，莫言因為張藝謀將其小說製作為電影「紅高粱」而成名。這是1930年到1940年代日本侵略時期山東鄉村生活中的一個傳奇故事，此片得了電影大獎。當時與莫言相識的劉曉波後來寫到，這個電影獲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是：

「……一個充滿野性的野合故事，影片主題曲「妹妹，你大膽往前走」的粗狂吼叫，是對性欲所代表的原始生命力的大肆張揚。以荒凉大西北的火紅高梁為背景，在開闊的藍天和大太陽的俯視下，土匪對村姑的强力劫持，高梁地裏的野合狂潮，土匪們為爭奪女人而相互厮殺，女主人釀酒的大缸裏射入男雇工的尿騷，居然神奇地釀出了遠近聞名好酒「十八裏紅」，等等，這一系列戲劇性的情節設置和人物塑造，不僅完成了男女性欲的奇特交合，而且營造出神奇生命力的視覺幻想。「紅高粱」的獲獎像征着國人性觀念的轉變：把「情色張揚」作為「生命力旺盛」接受下來。」（劉曉波：《情色狂歡——中國商業文化批判》）

莫言正確地指出，「紅高粱」在1980年代受到當局的打壓。那個時候的他至少沒有在諂媚當局。這部作品不僅抵制性禁忌，而且描繪日軍佔領下中國人生活的不同畫面，這些畫面與共產黨官方的農民英勇抵抗的歷史記載全然不同。莫言丶張藝謀及其他人在當時被視為青年反叛者。

大江健三郎，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小說家和散文家，在他的獲獎演說中表示：

「……分享老舊的丶熟悉的也是活生生的隱喻，我把我自己跟韓國的Kim Chi-ha（金芝河，韓國詩人、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編者按），中國的鄭義和莫言那樣的作家等同齊列。對我而言，世界文學的彼此呼應存在於這種具體的關係中……我在此為那些自天安門事件（即1989年的六四鎮壓）以來失去自由的丶有天分的中國小說家的命運深感擔憂。」

大江健三郎當時無法預知「命運」對這兩位他所贊賞的中國青年作家——鄭義和莫言——是何等的不同。鄭義因為其小說「老井」（1984年），吸引了大江的注意。「老井」描寫的是發生在山西省窮鄉僻壤的乾旱土地上，當地人百年來不斷求水的浪漫故事。就像「紅高粱」一樣，這個故事改編成了電影，獲得了國際大獎。1997年，大江告訴我，他喜歡鄭義的「垂直定向」——老井，穿透並深入大地，還有「神樹」——向另一個方向伸展，直入天空。（鄭義當時正寫作一部長篇小說，叫做「神樹」，以一棵神奇的大樹為綫索，描寫中國農村土改以來農民的苦難歷程。）鄭義因支持1989年天安門學生抗議運動，後來遭政府秘密通緝追捕，在中國大陸地下逃亡3年，1993年登上一條小船逃抵香港，從此開始流亡美國的生涯。他繼續創作而多產，在批評中國政府方面，他總是直言不諱。

莫言在政治與文學兩方面都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在1989年後，每一個中國嚴肅的作家和藝術家都必須面對是否和多大程度上保持在「體制內」的抉擇。很多人，如莫言，毫不含糊地待在體制內，在官方的指揮棒下，他們做出或大或小的妥協，儘管他們一直公開否認他們並未如此妥協。（在10月11日接受鳳凰衛視電話採訪時他面無表情地說「這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時代」）。在過去20年的經濟膨脹中，錢變成了留在體制內的另一個重要誘因。「紅高粱」的電影導演張藝謀，一步更深一步地陷入這個體制，直到2008年，他被邀請為北京奧運會設計華麗鋪張的開幕式，並表示（顯然不是在反諷地表示）：只有像中國或北韓這樣的國家才可能策劃設計出如此華麗精美的表演。

大部分選擇體制外的作家（劉賓雁丶蘇曉康丶鄭義丶廖亦武和其他作家）接受流亡作為直言不諱的代價，沒有進行調適。哈金更進一步，不僅離開了中國，也離開了中國的語言。他只用英語寫作，部分原因是要保證哪怕是深藏在潛意識的影響也不要波及他的表達。一些1989年之後選擇流亡的人，後來改了主意，返回了中國。徐冰，這位現代藝術家，1990年至2008年生活在紐約，後來回到中國做了中央美院的副校長。著名詩人北島也回去了，目前大部分時間呆在香港。中國政府歡迎名流的回歸，因為這樣能給政府形象貼金。它提供比給其他人更多的金錢丶職位和自由給這些名流，儘管那些自由從來不是完全的自由。

90年代，莫言遭遇的重大難題是尋找一種他能長久使用的文學基調。「紅高粱」的確是個突破，但中國作家之所以能靠「突破禁區」而一舉成名，只是因為80年代的政治環境提供了這樣的空間。 「紅高粱」一氣闖破兩個禁區：性解放和言說抗戰真相。但90年代，能够打破的禁區幾乎沒有了，留下來的八九六四屠殺丶政治精英腐敗丶台灣話題丶西藏話題以及新疆話題，是絕對的不可觸碰的禁區。莫言需要另闢蹊徑。

他後來校準的基調被稱為「拉伯雷式」。但他的基調甚至比拉伯雷的更粗俗。人類的動物性——吃喝丶拉撒丶扭鬥丶嘶嚎丶流血丶冒汗丶交媾——充盈期間，也有動物比之不及的某些特性如欺凌丶共謀和出賣。有時候，但並非所有的時候，莫言的表達是反諷性的，有時也運用被評論家們比之為馬爾克斯式的「魔幻現實主義」的幻想手法。（彼此相似不等於受其影響，不能確定莫言是否讀過拉伯雷或馬爾克斯）。

莫言寫社會底層人，並在《天堂蒜薹之歌》（1988年）中很清楚地站在受地方官員欺凌而破產的窮苦農民一邊。在中國近來的印刷品世界裏，對被欺凌者的同情有相當的市場。這主要是因為這個社會擁有大量被欺凌者而且他們確實引發同情。但注意到下列的差异非常重要：莫言描寫被欺凌者命運的方式與劉曉波丶鄭義及其他异議作家寫同類內容的寫作方式不同。劉和鄭譴責全部專制政體包括高層官員，莫言和其他體制內作家則抱怨强人地痞，而把高層官方留在其文字之外。

把人民的苦難歸結為下層官員的行為不軌，這是高層官員的標準策略，以便傳達這樣的信息：「中央領導了解並同情你們，不要懷疑我們的制度有任何問題。」20年前，中國只有官方的消息來源，當時大部分國人還相信這類保證。如今互聯網時代，信者寥寥，但是這類保證仍然非常有效。像莫言這樣的作家對這些心知肚明，他們未必喜歡這樣，但卻妥協而接受。這是在體制內寫作的代價。

莫言寫過覆蓋大部分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全景式小說。「重寫歷史」是90年代以來中國小說的一種風潮，它能抓住讀者們持久的興趣：在經歷了毛時代的痙攣和之後的這些讀者始終努力在追問究竟「發生了什麽」。對於體制內的作家而言，進退維谷的困境源自如何處理那些重大歷史事件。這些事件，如導致三千萬或更多人餓死的大躍進，大饑荒（1959-62），或導致另外兩丶三千萬人死亡並以毀滅一切丶懷疑一切的玩世不恭嚴重毒害民族精神的文化大革命（1966-70）。迄今為之，這個社會未能從這種損害中完全恢復。今天，由於擔心其權力因為與毛時代灾難有關聯而遭到削弱，共產黨領導人宣布這些話題「敏感」並為此對大量的體制內作家實行限制。但是作為一個全景式寫作的作家，無法忽略「大躍進」和「文革」的任何一個。怎麽辦？

莫言的解决辦法是啓用一種癲狂調笑的筆法處理「敏感」事件。（採用此法者並非莫言一人）。他的《豐乳肥臀》（1996年）貫穿整個20世紀，追蹤一個男人迷戀女性身體部位的生活。第6章寫到大躍進，中國農村經濟由於毛的强制性干預政策而破產，這些干預性政策包括超限度强行密植水稻（農民明知其無效但畏葸不言），比如雜交可以物種推新，比如西紅柿和南瓜接種產出巨大的西紅柿等等。

莫言描寫這類癲狂行為樂在其中，但對其灾難性後果隻字不提。羊兔雜交？ 為什麽不呢？「豐乳肥臀」中的一名配種工這樣說：「甭說是把綿羊的精液射進家兔的子宮，就是把李場長的精液射進母猪的子宮，我也絲毫不為難。」在場的人都「怪笑起來」。與此同時，大饑荒了無蹤影。當迷戀豐乳的男主人公需要一些山羊奶的時候，就有人出門去買了回來。《生死疲勞》（2006年）是莫言的另一部全景式小說，跨越1950年到2000年的半個世紀。小說裏，文革期間的公開批鬥會上，一名受害者被指控與一頭驢有染而備受羞辱。莫言以長達4頁的惡意的嘲諷來描述這位受害者的痛苦不堪。最後，當這位受害者當眾被迫吞吃一個代表假驢生殖器的蘿蔔時，「眾人笑翻了天」。

諾貝爾委員會內外的莫言的捍衛者們贊揚莫言的「黑色幽默」。也許如此。但是另一些人，包括這些暴行受害者的後裔們，也許對此了無快意而不以為然。從專制政府的角度看，這種寫作模式是有用的，它不僅轉移了直面歷史的視綫，而且擁有安全閥的功能。這些確實是敏感話題，甚至今天仍有其潛在爆炸性。對政府來說，把它們作為談笑佐料比把它們打入冷宮而徹底禁止可能更好。共產黨的文學政治中有一句老生常談，叫做「小駡大幫忙」。2004年，劉曉波在一篇叫做《情色狂歡——中國商業文化批判》的文章中寫道：「小品化調笑的精神按摩，發揮着麻痹靈魂和癱瘓記憶的功能。」

莫言所思所想是否多於他的所寫所印？對他，如同對所有中國體制內的作家一樣，我們至少要提出這樣的疑問。在10月12號的記者會上，他這樣回答記者關於同為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問題：

「我讀過他80年代的一些文學評論作品……之後，他離開了文學，熱衷於政治，我就跟他再也沒有甚麽交往。我對他後來很多的活動，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現在希望他能够儘早地獲得自由——儘早地能够健康地獲得他的自由。然後，我覺得他完全可以硏究他的政治。」

上述聲明很快受到劉曉波的支持者們的歡迎。這位新的諾貝爾桂冠得主起來為一個遭到中國官方媒體封殺的人說話了。之後不久，莫言的這些言論很快從中國大陸互聯網被删除了，這說明當局一定對這些言論感到憤怒。莫言似乎發出了一次良心之聲。

這個陳述當然有其價值，但在我看來，有比良知勇氣為更合理的解釋。中國的公安與宣傳官員通常與有影響的人，包括體制內名人和异見人士保持密切接觸。喝茶時的「聊天」會談及對公眾該說什麽不說什麽，該做什麽不做什麽。當像諾貝爾獎這麽重要的事情來臨時，很難想像莫言不會被召見幾次，莫言如何回答關於劉曉波的問題必然在他們的議題之中。這是一個明顯的問題，全世界媒體記者都會在幾乎宣布莫言得獎的那一刻起提出，莫言若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更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這個問題。（中國網民在網絡上也提出了這個問題。一個微博說：如果莫言有膽量，他將在斯德哥爾摩站在一把空椅子旁發表講話）。

無論如何，莫言必須有個「說法」。從政府的觀點看，怎樣做危害可能最小呢？如果莫言對世界說劉曉波罪有應得，莫言將自毀尊榮，而獲獎的光芒——中國政府希望强調和利用的榮譽——也將蒙羞染塵。另一方面，如果莫言真心實意地站在多次譴責「文字獄」的劉曉波一邊，也是不可能的。最佳選擇是發表一個希望劉曉波儘快出獄的溫和而中性的聲明。

莫言聲明中的一段話增加了這一解釋的可信性。他重複了「獲得自由」的一段話以强調「健康地」獲得自由。莫言知道劉曉波目前的健康狀况嗎？我對此表示懷疑。只有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在最近的幾個月裏見過他，而為了免遭與丈夫徹底隔絕之苦，劉霞必須絕對噤聲。莫言或許僅僅知道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其他的异議人士在獄中健康受過損害，甚至是很嚴重的損害。但是我們可以這樣推測：當局一定給過劉曉波和他的妻子接受出國流亡的壓力。相比國內的异議人士，流亡海外的异議人士給當局造成的麻煩要少很多。今年4月從山東逃離軟禁投奔美國大使館的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現已身在紐約，由此他給中國當局製造的麻煩比他在山東或北京時大為减少。

那麽這些和「健康」有什麽關係呢？當政府將异議人士送往國外的時候，最喜歡用的藉口就是給他們「尋求就醫」。比如，1990年6月，持不同政見的物理學家方勵之獲准前往英國（中國政府堅决要求方在去美國之前到第三國滯留至少6個月），「就醫」就是中國當局和英國外交官談判的托詞。方那時儘管身體非常健康，但他容忍了這些語言游戲。莫言的「健康」措辭是否是中國政府的某種指意，以便為劉曉波的「海外就醫」鋪墊國際輿論基礎？我不知道。但這似乎是為什麽「健康」措辭出現在莫言聲明中的一種可能的解釋。

中國的網管將莫言的這些話從中國網絡上删除掉的這一事實，在邏輯上與上述解釋完全吻合。 「健康地獲釋」這一語言游戲（如果確乎如此的話）針對的聽眾不是中國國內人民，而是國際社會——如果劉曉波流亡，將要接納他的國際社會；也是中國政府迫切需要其對莫言這位新的諾貝爾桂冠得主保有良好印象的國際社會。

今天的中國作家，無論體制內外，必須選擇一種立場來確定他們與專制政府的關係。這不可避免地要涉入計算丶妥協並以不同方式出牌。劉曉波的選擇極不平凡。莫言的反應則更像大多數人的反應那樣普通。像你我這樣遠距離的觀望者，要求莫言挺身而出，充當另一個劉曉波，是錯誤的。但是，消弭他們兩者之間的差异，則更是錯上加錯。

（題目為編者所加，原題為：莫言配得上諾貝爾獎嗎？英文原稿原載於2012年12月6日的《紐約書評》第59卷，第19期。中文版全文經作者授權，發布於陽光時務網站）

作者簡介：林培瑞（Perry Link），美國知名漢學家，普林斯頓榮休教授，現為加利福尼亞河濱大學人文學科教授。在當代中國語言丶文學領域多有硏究，美國《紐約書評》作者，中國《零八憲章》英譯者。著有《北京夜話》丶《社會主義漢語文學制度中的生活》丶《半洋隨筆》等。

來源：《陽光實務》，http://www.isunaffairs.com/?p=1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