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盲」！科學家的責任？

2010年6月6日星期日午後，一群科學家們在紫藤廬會館進行一場研討，討論得主題是「理盲！科學家的責任」，坦白說一開始我對這題目的認知是界定在前氣象王子的一段名言：「理盲又濫情」，但沒想到原來關於「理盲」再這群科學家的眼中還有這樣一段故事。
起初我會去聽這場座談主要是與談人有位對台灣人文學界貢獻良多的學者傅大為教授，其實我也想要聽聽看傅老師怎樣回應這群認為對社會也要有些責任的科學家們，恰好是傅老師過去以來在台灣成立「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 Study)研究所，今年年初因選課的關係，才第一次知道原來國內學術圈有這種因應現代科技社會眾多議題的學術社群，有趣的是這社群內的專業知識很廣，有醫療的、公民社會、科技技術、這讓過去困在渴望用理論去實際解決與反思的政治系學生對人文學科有了新的希望，至少目前看來他們做了許多解釋還有很具有批判力的觀點。
也至少對於一個長期困在書堆裡的人文學者能夠更進一步地了解，面對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員或是地方社會複雜的群體成員內，是怎樣去思考一件我們認為是關注於共同利益的事情。也至少我們可以在屏除己見的前提下，不純然地認為一些生物學家、科學家做的事情只是鎖在研究室裡作自己的一群專業人事。

理盲的社會！

非常有趣的是這次的引言人，錢致榕教授對於台灣社會近來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有一定精闢的看法。據說錢老師剛回國任教4~5年。某位來賓還笑他怎麼對台灣現實社會的改變這樣的樂觀。但從這次的分享來看，錢老師的價值基本上有一種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思維，也就是說他至少以他在學術界的努力，希望對現今台灣社會做些什麼，從現在改變，或許對未來還不遲。
錢老師指出了許多過去八八水災政府治理還有整個民間在知識上的不足，例如：為何過去我們總認為每個救災行動都要以「黃金72小時」為準？連媒體記者也大張旗鼓地在頭版，轉播登上這幾個大字，問政府官員連官員也回答不出來這72小時內要做些什麼？
還有從過去到現在我們面臨了許多天然災害的迫害，但從過去的教育看來，對自然知識的了解似乎不足，但身為台灣國民的一份子，必須承擔共同的環境，未來我們勢必得面臨這項挑戰，因此，對災害與自然知識的認知也得重新補足。

媒體扮演重要得角色！

錢教授認為現今台灣社會新聞媒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但明顯的是從他回國任教以來看到新聞媒體卻沒有扮演之是正確的角色，他以自己過去親身被訪問的經驗來看，重大事件的出現，新聞媒體總是喜歡問：「你覺得誰要負責？」就一個人文學科出生的學生在當下聽到總是有些心虛，我們喊著責任政治的口號喊到現在，政治人物負責的價值已經成為了一種非常俗爛的文化邏輯。錢老師在三強調的事是回頭來看，為何我們要負擔起新聞自由的價值？新聞自由的價值應該負擔起更多公民德行的責任。

教育？

最後其他與談人的回應綜合錢教授的看法，均認為改變現今的教育制度是必要的。東吳大學劉源俊教授認為：「知識可以靠後天來彌補，但態度的養成更為重要。」錢教授也以他這學期在政治大學教授通識課程的經驗，他說：「這堂課學生的背景很多元，主要是開授給非物理學系的學生們聽，希望能給現在的學生有更多的科學基礎。」有趣的是錢教授說修他這門課的大學生，每週往往要花費長達7~8個小時的背課時間，這讓許多同儕教授非常的訝異，現在要一個大學生每週用30分鐘為一門課準備預習的工作都非常難了，但幾位教授都認為，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大學教育，花費四年，學生畢業之後仍沒有多大收穫的關係，錢教授說：「我聽許多大學生說，他們現在平均一學期修25個學分，我非常驚訝！坦白說，現在美國的大學也有出現類似這樣的問題。但真正想要培育出人才的學校，他們在培養學生的過程中不是倚賴著龐大的學分量來取勝，相反的是要以質取勝，讓更多學生投入更多的時間在少量的課堂上，讓每堂課的深度增加念大學才不叫浪費！重點是大學的本質是用來培育人才的！」錢教授分享自這學期在政大授課的經驗：「我這門課的教學很簡單，在每週3小時的課程內，讓學生可以從最簡單的物理知識去推論，讓學生走出教室後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在課堂上錢教授教學生一些微積分或是其他物理的運算程式，像是讓學生算出自己週遭的二氧化碳數，用30分鐘算出颱風的形成等等。用更多的知識填補現代人應該學會自己能夠照顧自己得知識。

當政治成為了一門學科，那政治是什麼？

如果政治社會是為人類的政治目的而存在的產物。顯然地，政治學應為「國家的科學」。從霍布斯所著《哲學入門》(philosophical Rudiment)一書中序言、1642年首次發表的《統治學》(De Cive)中聲稱：「國家科學」的宗旨是，「對國家的權利和臣民的責任進行更為追根究柢的探討」(pp.x, xiv)(1) ，就Skinner(1940~)的認知，近代國家概念的形成有兩個先決條件：政治學領域應被設想為道德哲學的一個獨特的分支與一個政治藝術(The art of government)有關的分支。簡單來說，政治科學的視野應放在治國之術去專研。
但試問我國當下的狀況，在一般大專院校中的人文社會社會學科大多都有政治相關系所。常人聽到政治系多半就想到黑金政治，立院常態或是關於選舉等等。但諸多政治系所的教師或是學生忿忿不平的認為，「實際的政治跟我們所學的政治是不大一樣的，就好比現實是時然面，理論是是應然面那樣，需要一點隔閡。」然而，政治系到底在學些什麼？為何會有些專業化的隔閡讓現實社會的種種現況無法有何理的解釋？或讓學生體認到一種「原來的『西方的政治理念』是如此的美好，那為何我國的政治會出現這些『亂象』」等一股憤世嫉俗的但卻無能為力去解釋的困境。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講道者為知識傳遞的重要橋梁。一般來說，政治系的第一門課為「政治學」以國內的一般的教科書而言，通常會開始定義「政治是一門科學」，「一門研究人政治行為的學科」，「政治學的研究態度是模仿自然科學主義，藉由觀察、假設等方式來理解政治現象」，接著探討美國政治科學的發展史，利用一張的篇幅來告訴大學部的新生，你所要認識的政治就是如此。接下來的章節多半在談論以美國當代為基礎的政治研究為主來進行學科性的宣導，包括政治權力、利益團體、政黨政治、政治社會化、選舉理論與意識形態等範疇來討論政治學要學些什麼，但內容多半局限在美國或部分西歐國家的政治社會現況，裡面的理論也往往在歷史交代不清的情況下硬要學生去吸收。但如果政治科學的宗旨是對國家的權利和公民的責任來作追根究柢的探討時，那試問我們的國家與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為何隻字不談？或讓學生覺得這些條件應放在「中國民國憲法」來談比較妥當。
好奇的人總是會追問，為何要確定政治是一門科學，就算是門科學那為何要用美國的政治科學發展史來當作我們的敲門磚？種種殖民的學術典範與態度在知識傳授的學者口中告訴我們的孩童，政治學是這個模樣時。我們還能從哪些角度去認識我們的政治、社會與國家？因此，近年來國際關係領域在政治學系成為熱門選項也不是沒有原因，學生對本土的治理模式因為學科化的作用而缺乏興趣，並開始認為念國際關係才是切合時事，了解環境的最高殿堂。
一般來說，政治系的研究所多半分為政治理論、國際關係、比較政治與公共行政四個面向來進行研究。常態的學校也以四個領域劃分來招收學生與培養相關的研究人才。但實際上就筆者的觀察，專業領域的劃分常常招致一個結果，「專業化的隔閡」而導致單學科的獨向發展而成為顯學。但就一般科學來講，如果研究領域成為顯學壯大發展可視為人類研究的進步，但如果政治學科是以了解人類生活或人類政治的目的為出發點時，那這種專業化的隔閡就可能會導致一種「雜食量不足」的現象。
何謂「雜食量不足」？如果一個人得靠著不同營養來維持健康，那「挑食」絕對是造成營養不足的罪魁禍首。以食譜來比喻，領域教師好比食譜的傳授人，在教導學生如何燒出一盤好菜，但今天師傅的功力如果是僅限於用一種方式來烹調一隻魚，並告訴學生只有這種方式作魚才是對的。試問，學生的視野被封閉了，自然地就變成了侷限在某個領域而非常挑食的學生，當碰到別的領域的烹飪方式時，自然地會出現一種排斥感，「因為不會」或將原本的烹調方式視為「絕對」，最後學術研究的場域竟是培訓出一批營養不良的學生，但卻不知一隻魚可以烹飪成好幾種吃法，又因不同食材而有所變化。當知識不萬變的應用時，學生又該用哪種方式去辨識自然萬物。
學術研究的目的是什麼？如果「求知」應是件非常渴望了解事物真理，作為有效利用病追求攻克的事情。當學術，政治學的學程局限在這種科學典範時，我們還有哪些方式能夠進行突破，或是去認識我們的現實環境是長什麼樣子？政治學不該成為一種學科商標，就算是商品那更該以了解顧客口味不斷地調整的學科。當學科化最後走向死胡同時，那試問該以一個趨吉避凶的知識自豪的政治學，該朝向何處？

參考資料：
1.Skinner, Quentin。1978/2004。《現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卷二：宗教改革》。左岸出版社。


圖片來源：
M.C.Escher-TowerOfBabel
(可參考葉啟政，2001〈均值人與離散人的觀念巴貝塔統計社會學的兩個概念〉)
這幅畫作形容的是一座高聳入雲，而且一直往上疊建的高塔(即巴貝塔)。它象徵一個龐大、嚴謹的數學體系，在以一些基本預設為基礎的前提下，一再地往上爬、往上高推演地營建，沒有完成的一天，但這樣的營建又帶給人類什麼樣的啟示？又或是能帶給人類什麼？

我們的社會何嘗不是一種縮小版的富士康

近日來，鴻海集團位於深圳的廠房出現了12起跳樓事件，引起國內外媒體關注，許多人將這起事件形容成現代版資本主義的血汗工廠，也有意見認為富士康的事件只是諸多台商企業在大陸剝削的普遍現象，將一般勞工視為生產線上的螺絲釘，從而忽視勞工的基本權利，這個問題也使得鴻海集團開始著手改善勞工問題的措施，請心理諮商師，調整工作時數改善整體工作環境。
但大多數人在批判鴻海的行為是「血尿工廠」關懷勞工權利的同時，可能更忽略了一點：我們平常真的有過的比他們好嗎？又或著說富士康事件只是我們現代社會大多數人飽受著生活壓力的一個縮小版。
當我們仔細回顧我們社會時常出現的貧富差距，就業問題與工作壓力導致的社會問題，就連一般大專院校都有設置心理諮商中心來因應大學生的生活壓力，相對起來，富士康只是社會角落的一個被大家放大，讓大家關注與同情的議題。由於生活的需要，在現代資本體系的分工社會內，尋找一份工作，維持生計問題是大多數人都要面對的。從今天的許多報導可以得知，儘管富士康發生許多自殺事件，但隔天大門外仍是一群從農村來等著要工作的年輕人在等待機會。但相對於台灣近年來出現的「啃老族」哪一種人面對生活較積極？
另一個差別在富士康員工平日的精神物質相對匱乏，除了在網咖消磨外，毫無其他的休閒管道，加上物質的拮据使得員工們平常也完全不想花錢往外跑。但這也道出了儘管我們平常能夠擁有許多休閒管道，比起富士康的員工只能待在宿舍要來的自由，但實際上我們面臨的是同樣的問題，只是我們擁有較多的解決管道來因應現代生活壓力所會造成的社會問題。換言之，如果真要清算誰是真正的兇手，從長遠來看可能有理也說不清，恐怕大家為了生存都是共犯結構的一份子。
因此，儘管我們認為我們比較先進，比較文明，活的較自在，不是生活在大型監獄般的工廠勞動。但相反的是，我們也得活在一個有秩序，事事得服從，上車得排隊，不能將內褲外穿的世界，儘管我們的社會不像過去戒嚴般地肅穆，我們像是自由人一樣拋開極權的鐵籠，但實際上諸多生活的規範，教育，競爭的生活仍是讓我們活在一種潛在社會管控的式生活內。儘管沒有鐵籠，在家就可以全球化，但內心的枷鎖，龐大的生活壓力，使得我們更像是活在沒有鐵籠的監禁世界內。所以我們的生活，何嘗不是這樣呢？


圖片來源：Facebook：Eric Liu.

我與父親的最後三個月─「續章：人世間」

我與父親的最後三個月

續章：人世間

作者：吳添成

「爸！爸！」半夜突然夢到父親，我輕聲的這樣喊著。

父親走了，回想父親走的那個夜晚大概也是這個時候，母親突然敲著房門，冷靜的說：「爸爸走了！」我有點手忙腳亂的洗個臉刷牙，穿起上衣，載姊姊從家裡往護理之家的路上出發，這段路異常的平靜，我騎得昏昏沉沉的，但精神一點都不累，或許是我已習慣過去一個月來每天往返的這條路，路上的感覺不是追趕，反而是有些焦慮，一連串的心思，讓這個突來的結果一點也不意外。

往護理之家的路上大約有5公里，到達時護理之家的鐵捲門半開，我跟姐姐彎腰坐著電梯來到父親的病房，電梯門開啟時，我就聽到錄音機正在播放阿彌陀佛經。院長正坐在父親的遺體旁，父親的遺體被往生布蓋住，這是院長幫往生者準備的，或許有這經驗，院長從父親過世後，就坐在父親旁邊念經。院長掀開父親的臉，說父親呼吸停止後，他沒有在動過父親的狀態，也就是說這是爸爸大嘆一口氣，往生後最後的模樣，嘴巴微開，面容冰冷，沒有生氣，一點表情都沒有。

院長是個老實人，過去一年多來，因為跟地主打官司憂鬱症復發，使得這段日子他都得靠安眠藥入眠，院長用疲倦地眼神看著我，告知我節哀，他拿著病理表，說著明早在幫父親寫死亡證明書，他現在藥效發作一定得去休息，並告知我接著要幫父親助念八小時，安心地送幫助他通往極樂世界。

過了半小時後，接到母親的電話，說禮儀公司過20分鐘後會派人過來協助。我看著父親的遺體，繼續念著經。
禮儀公司的人來了，穿著簡單的西裝，在父親的遺體前鞠躬，稍微看一下房內的擺置，跟我揮個手，請我到門外，拿出一張名片用手指著上面的電話號碼跟我說道：「來！打這通電話，說您的父親過世，需要他們的幫助，接著說你目前的位址。一定要說懇請你們幫忙助念，幫助父親通往極樂世界」我撥打號碼，電話一頭傳來聲音：「XX精舍」，我：「您好….(抖聲)，我的父親 XXX先生現在在XX護理之家過世，懇請佛祖協助我父親通往西方極樂世界，懇請幫忙父親助念。」

我繼續坐在父親身旁助念，但我的手還是忍不住去握著父親冰冷的手，過去三個月來，這厚實的雙手，是我陪伴他的日子內，摸得最勤，也是我認為跟父親最親密的接觸。

約莫30分鐘，一位理著平頭，個頭嬌小，背著大包包的先生來到醫院樓下，來到病房後，看一下院長幫父親準備的往生布，這位先生似乎也不想在準備別條幫父親蓋上，可能都是佛祖的關係，稍為確認父親的遺容後，這位先生拿起包包內另一台助念器，順便拿起一疊佛經，傳遞給我們。並再次告知我們說，在這八小時內，不要碰往生者的身體，因為這八小時，是靈魂與肉體要分割時最痛苦的時刻。

助念先生跟我確認父親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後，寫在一張精舍準備的紙張上，說著：「XXX先生！XXX先生！請您不要害怕，不要慌，您現在正前往西方極樂世界的路上……」接著繼續幫父親助念。後來又有兩位禮儀公司的人來到病房，其中一位師兄拿出一罐藥，師兄從取出一顆，掀開父親的頭布：「XXX大德，您生前服務里民，造福百姓，功德一件，這是日前我們前往XX求來的舍利子……」原來這幾位師兄也是父親的里民，父親生前就有認識。

助念的時間非常漫長，這時房內除了我，還有助念先生外，還有2~3位禮儀公司的人在助念。偶爾到外頭接著電話，時間過得一點也不快，我總希望匆忙的時間可以讓這平靜的狀態過的快一點。後來母親來了，她待在門口不敢踏入，就開始哭了。我到外頭去買些礦泉水，趁機會點了根菸抽，過去三個月來，父親還清醒時，就已經聞到我身上有菸味。走上病房看到母親已經坐下來幫父親助念了。快接近清晨的感覺跟味道很奇妙，念著念著，我漸漸地睜不開雙眼，打了一會兒盹。當我睜開雙眼繼續念著的同時，看著周遭，助念先生很有經驗的調節自己的呼吸方式跟聲調，似乎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下，看著時間，繼續完成這工作，旁顛禮儀公司的大哥早就開始打盹起來，但還是一直醒過來放大聲量，喊著：阿彌陀佛。母親很用心的念，姊姊面無表情的跟著複誦。

後來外婆跟小舅也過來了，母親有點固執的揮手要外婆離開父親的病房，她似乎怕別人笑她沒了老公，也想留給爸爸最後一些尊嚴。我可以體會母親的心情，必靜比起正常夫妻該走過的路，母親算是走到一半突然碰到道路崩塌的意外，而父親今天的狀況，我只能說比躺者還重槍要離譜。父親是怎麼死的？除了學理上的歸類外，還真是莫名其妙，但曾經高大堅挺的大樹，在短短幾個月內被連根拔起，最後化成灰燼，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看著外婆無奈的表情，可想而知這已經不是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問題。對於死亡漫長的等待有人用信仰來彌補，有人賴以養身增加長壽，有人幫人醫病，有人專門送人最後一程。

助念結束了，送走助念先生後，留下我的基本資料給他，雖然後來幾個月我時常收到該精舍相關的簡訊，但我一次也沒去。

護理之家的護士跟禮儀公司的人員要我們先到外面等待一下，過了八小時可以移動父親的大體，要準備幫父親更衣，接著送到殯儀館登記。

約莫20分鐘後，小姐凝重的走出病房門口，手背握著門把，要我跟姐姐進去跟父親講最後的幾句話，最後就要送父親離開了。門打開後，看到爸爸已經換好了乾淨的衣服，床斜放，在病房內層7點鐘的角度。我忍不住再去摸父親的雙臉，這時稍早助念的睡意全沒了，在姐姐開口說第一句話時，我忍不住又哭了起來，姐姐：「爸爸！謝謝你過去的照顧，你是個稱職的父親，你把家裡照顧的很好，你也很愛媽媽，謝謝你，謝謝，你辛苦了！」我痛哭到無法控制，就在姐姐繼續講話後，三拜三叩首。就準備要送父親離開了，母親坐在外面也哭了，她始終不敢看著父親的樣子，隨後，拿著香爐，上了靈車，前往一殯。

父親就這樣走了，回想當天我照常的下完課後就騎車到護理之家，吃了燒臘，搬張椅子坐在父親旁邊，握著他的雙手看著電視。這三個月大概是這樣過的。偶爾聽到父親的打呼聲，時常看到醫護人員定時的進來幫父親抽痰，打理我父親的身體，他最後不像一般人還能留口氣回到家中在躺下，護理之家雖然是「家」，但打從3個月前接到住院通知的第一天起，他狼吞虎嚥地吞下媽媽上飛機前幫他準備的稀飯後，就再也沒有回到家一步，從此隔離在這世界之外，病床，檢查設施，點滴，尿布成為他的夥伴。

回想過這段日子，在醫院陪伴父親時，除了慌張不習慣外還有點興奮感，因為我從來沒有跟父親這樣親密過，過去23年，在花蓮讀五專待了5年，實際上跟父親相處的時間幾乎很少。但沒想到這最後的三個月，起出我還真以為父親會好起來，可是他就這樣走了，人世間，在23歲的夏天，這樣改變了我的青年時期，也改變了我對人生的態度與意義。

請給「廢死者」一個真正「廢死」的理由

關於是否要廢除死刑仍吵的如火如荼，主要原因是上週五晚上法務部悄悄地槍決了幾名死刑犯，在廢死聯盟、國際特赦組織仍在審議的過程中帶來巨大的槍響。也在上週日台大法律系顏厥安教授在「中國時報」刊載的〈依法行政或方便之門？〉顏教授在「依法行政」的規範蘊含的判斷上的確帶來外界許多的讚賞，沒錯，「依法行政的目的，是在「節制」行政權的濫用，避免行政機關恣意行使權力，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因此只有在法律明文或明確授權的範圍內，國家機關的公權力行使才能干預人民的基本權。而這些法律，又不能牴觸憲法的規定，權力的具體實施，也必須謹守比例原則的拘束，盡最大可能保障人民的權利與利益。」

這也的確是法學的基本知識，也是作為民主社會最根本，最本質的基本價值─「國家是人民的」而且國家行政不能違背一些基本信仰，以作為少數人操控，部分偏好指使的機器。按我國這套思維這樣下去恐怕會淪為跟威權或獨裁國家一般濫用特權，從而不尊重基本人權與民主的價值。

在網路上或是筆者的朋友群的一陣撻伐之下，我國的法治精神在馬政府的治國理念下是開倒車的，也許多朋友認為「我今天就是要反對死刑，咬我啊！」的確，筆者也認為死刑基本上是不道德的行為，這種「以牙還牙，以眼環眼」的價值在現代這樣進步又文明的社會基本上也是錯誤的價值觀，像是知名搖滾歌手Freddy也這樣寫到反死刑是挺殺人犯？我就毋是空仔個!【反對死刑 FAQ】，Freddy也列舉了許多項他反對死刑的理由，總而言之，按筆者的閱讀得出了這搖滾歌手的怪異言論之小結：「有關因報論再現實的邏輯下永遠沒辦法到出一個公平正義，就算以非常之人道的行為處決這些死刑犯也是對肉體的一項懲罰，還有「不管是什麼犯罪出現都是社會的責任」在「大」社會的框架下，一個老鼠屎出現大家都要負責任，「我們把殺人犯關起來『終生』不得假釋，咱們社會就沒事了」。」

我相信Freddy這項言論一定也得到一堆「廢死者」的歡聲雷動，按照Freeddy的邏輯，筆者恐憂心的是今天如果廢死的理念被這樣意識形態只判斷「好」、「壞」給區分，在回答一些真正的問題用例如：「維大力、義大利」的腦殘理由略之不過，那這些倡議者或是擁護者跟聚集在大禮堂內吶喊著：「希特勒萬歲！德意志至上，反猶者都是落伍」這些行動有何差別？以Freddy為代表，今天如果談廢死的理由中沒有更進一步的知識增長，仍以價值理念為由，那跟未來或過去我國碰到重大災難，隨之而來的談話節目開始大談什麼「順向坡！」而且是平常談其他話題的政治評論家在一兩天惡捕的惡搞情境下的無腦省思有何差別？

當我們今天不斷地去倡導死刑的豁免，說死刑解決不了事情的同時，真正的犯罪科學在哪？我們從不檢討爲何這些犯罪會出現在我們的社會，然後又認為社會有基本的責任去養這些罪犯，以這套言說又要如何去說服老百姓？既然說我們該邁向一個正常的國家體制，既然不同的犯罪會出現，又既然人民活在公共生活內有保障其基本言論，財產、生命等自由，我們當然會害怕今天街頭上突然出現一個殺人犯來侵犯我們的自由，我們當然害怕我們在黑道的威脅之下不敢暢所欲言，那爲何Freddy在第13個選項中會說「沒有死刑以後這樣街上大家都在殺人怎麼辦?維大力？義大利？」這腦殘的話語。

我們真正都忘記了一個社會內部需要尋求不同的規範與秩序，為了達到這些目的，政府或民間會共構出不同的抑制手段以尋求社會的穩定。這是最基本，基本的訴求，否則我們要政府幹麻？在暢談人權之前麻煩別把容忍的價值毫無條件地去容忍那些使得老百姓活在恐懼之中的「犯罪行為」。當日後社會毫無任何嚇阻效果之後，男性在街上隨即被仇家殘害，女性遭到強盜襲擊，人們深怕自由權遭到侵犯，完全撤除攝影機，總有一天你的兒女如果在巷弄遭到侵害，你拿什麼證據是指正犯罪者？

既然今天廢死勢在必行，因為沒有人能夠剝奪其他人的生命，但大家是否想過什麼是真正的死亡？今天廢死的價值認為以其他方式替代生命權的剝奪，但當死刑犯進去到監獄的體制中他是不是就已經形同一種「社會死」的判別？今天死刑犯進入監獄後，當裡面的主管或警衛一天到晚跟這位死刑犯說：「當你今天進入這體制內，你已經死了，你的基本公權被褫奪，社會判斷你是罪該萬死的人，要關到死為止。」那請問對於這位死刑犯而言，儘管他的肉體爲承受死罰，但活生生的精神在這樣的衝擊下是否是生不如死？然後當我們時常在談以社會教化的模式或再生產的方式讓這些不正常的人恢復正常，總之就別讓這些人死的看法，就完全忽略了關於「社會化死亡」的議題。

或是談到依法行政的部份，我們總是再事情發生之後去談一些基本價值，卻不談說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如果今天某部長沒有說溜嘴，政府又沒受到民意的壓力，又哪來的「依法行政」迅速地處決死刑犯？這其中有些我們不去思考的邏輯，是否跟依法行政毫無關係。

以上只是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敘說我們在關於一些社會制度與規範的討論上太過於狹窄，以至於在真正想到一個好的價值判斷後仍然無法給予大眾一個充分的理由說明「廢死」的理由在哪，如果這些自認為是專業的公共知識分子仍在用一些崇高的價值在闡釋一個基本的信念或認為就當作是吃苦，不自由毋寧死算了這種作為，那遲早類似這項議題仍會在下次的事件中出現，而且又會像一些民嘴在談風災或土石流的時候怪東怪西卻得不出任何知識上的認知，最後只是會讓自己讓大眾一樣俗爛的結果而已。


最後：如果你也反死刑，那應該怎麼做？
請把這篇盡量散佈轉貼，轉撲，轉推！多鼓勵、多想想，多接受不同意見，別把類似白冰冰這樣的人認為是俗爛的，也請多大家多出一些意見，給真正的廢死者更正當的理由去談廢死。




後記：本篇的想法源自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身體的社會研究」2010年05月05日課程中談「社會化死亡」延伸出來的，諸多觀點受到郭文華教授的啟發，讓我跳脫出抽象的人權或純價值判斷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