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室友問我一個問題，室友是學經濟出生，我們很少聊到現實政治的議題，但他這疑惑跟假定突然間也讓我困惑了。室友逛到一個新聞報導內容大致上說今年高考的報名人數逐年劇增，但入取名額卻少之又少。室友認為，從他經濟學的角度分析， 如果今天大多數人有這樣的需求，如果政府沒有滿足這要求，那恐怕是政府或領導人失職。沒有滿足人民的心願，哪有什麼幸福指數可言？
接著討論到馬政府的治國政策，學長認為馬上任後這幾年大規模裁減公務員人數，想朝向小政府的規模，但這跟民意完全不符，另一點是隨著近幾年來的發展，實際上政府的公務量似乎沒有減少，那現在不增加些公務員，政府的業務量怎樣可以順利運行。接著學長說，如果未來真碰到一個狀況，如果大多數百姓怕失業，想要一個穩定的收入，然後政府順應著百姓的要求，逐步將國家邁向一個全公務民族的國度，政府的功能不再是「小政府」而是無所不包，又無所不在的「大政府」，那最後這情況是不是也是一種「共產社會」？
學長說他之前看過一套漫畫《死亡預告》就在講這種社會的誕生，形容人民從小被灌輸一套要忠實的為國家繁榮服務，早大後要當公務員報效國家，而且從幼教開始不斷被教化指引成符合「該國民族性格」的「人」，所以基本上在多數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雷同的特徵，對異端的導正，監視思想不及格的人以糾舉、糾正的方式矯正，甚至不惜處決置死，讓這安樂的社會得以延續。而每個人都有這義務揪出不正常的人，所以在公共環境內要小心自己的話語別說出一些違背國家原則的話，讓小命不保。
事實上，從上面學長的兩個大哉問，我們討論了許久，討論如果台灣變成全體都是公務員的大政府，那這狀態是不是「共產社會」，探討《死亡預告》這本非常具有「國家種族主義」色彩的漫畫，帶給我們台灣社會什麼啟發。
我反問學長一個問題，今天即使我們不是共產社會，財富不是平均分配，或是說我們仍有私有財的問題，而且基本上國家仍在跟其他國家進行競爭的時代，每個國民從出生後對自己的國家就開始有了準國家化的義務。即使我們不是共產社會，政體運作不是完全集中，思想也並非完全統一的狀態，但從小我們就開始被灌輸一套要愛國教育，長大對國家要有義務，每個新生命都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從國小上課，從幼教鄰居稱讚你長的亭亭玉立，一表人才的開始，我們就開始接受另一種「無形國家價值網絡」內的生養教育。
例如漫畫《死亡預告》內的政府為了抑制社會犯罪，強化國家競爭力，因此政府制定了「國家繁榮維持法」，讓每位國民在國小一年級時注射特殊的疫苗，有千分之一的機會會中標，在18~24歲人生最巔峰的年紀，會心臟停止而死。因此，每位教師便開始教導學生要努力地活出每一天，讓將來死後不會留下任何的遺憾，而漫畫中日本全國活在這特殊的精神狀態內，批判的人會受到大眾道德的目光的批判，而被處決。政府還有專責的機構發送給正要死亡的國民「逝紙」告知國民。
但對於要如何區分好壞的政府，優良政體的問題，在以前的我或許不覺得這是個大哉問，因為普世民主的價值到來，民主政體是最優良的政體，這是講求人權的社會，理應拋開任何不公不義的狀況，這種政體就是好的政體。但最近閱讀傅柯早期的著作《詞與物》(The Older of things)有了些思考上的新啟發。
簡單敘述傅柯的背景：
傅柯從1960年代開始研究脈絡，試圖考察每個歷史階段的一些恆常且固有的觀念是怎樣形成的，這些觀念狀態並非憑空而出，而是在一套特殊的話語規則與政治氛圍內所創造出來的。所以要作這樣的研究，就得用考古學的方式，層層挖掘，考察它們的出生背景、來源、打破過去一些我們認為都是理所當然的事實是如何形成的。
但此時傅柯受到了一些挑戰，當傅柯要發現特殊的態度與知識背後的底蘊同時，起初陷入了結構主義的困境，也就是人基本上毫無能動性可言，人的一言一行，任何行動都被固有且穩定的事物給建構出來。然而，傅柯認為這不是他要的答案。他要的答案無非是想找尋在人為規則創造的過程中有哪些契機、連結、事件的發生創造出這些規則來。因此，在70年代傅柯結合了「系譜學」研究，系譜學不講求一套恆定的狀態，反而注重事物的不連續性，事物的流動之間的關係網絡。
因此，這也是傅柯有名的格言「權力是無所不在，沒有中心點，四處擴散」之原因。當傅柯可以超越整體與連續性的迷思後，便有機會處理過去無法處理到的問題：即是在歷史過程中是哪些具體的人與人彼此存在之間特殊的交互作用，所構成的人為世界演變是如何的運轉。
這種研究法使得「人」變成重要的角色，在權力的運作過程中，如果沒有人那基本上不需要管理，政體也不需要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培育出適合這政體運作的人。
但有趣的是從這角度來看人為世界，不管是中共式或前蘇聯體系式的共產國家或是我們當代的民主社會，在特定政體下的人們，價值體系的運作，生產的方式，思想模式其實都有一套特定的「人為創作」、「人為制定」、「人為設計」在其中連結。某一政體所信奉的真理價值以不同的力量形式貫穿在每個人身上。這不經讓我想到陳瑞崇教授的著作《從「生養教育」論：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中談到了國民身體與政體之間的連結關係，每個政體都試圖創造最幸福的生活，但幸福生活的標準在於我們的生活得按照某一項「德行」的運作，讓這目的與最好的政體可以形成。
但問題是一個良善的生活要實現，光是靠口號不足以成形。除了要靠優秀的立法家與賦有洞見的政治家掌舵給予方向外，要使人民能夠生活的衣食無缺，安全無慮，創造出一個「合宜」符合每個人習慣與要求的政體。背後得有許多反覆、重複的活動，制度與規範建立在人與人之間，例如：家庭、學校、工作環境。從這狀況下考察，每個人的生活得安置在特定的人為設計內，讓國民身體可以符合最良善政體的策略。所以政治學的職責就得關注在這些人為設計的技術中，去考量更切合實際的目的與手段，既然人世間蘊含著許多人為設計的權力網絡，那對於一個執政家來說，如何掌握好這些要素，妥善地分配，讓公共生活更好這也就是─治理與統治的最終目的。
但問題來了，為何處在一個政體內的人很少質疑自己所信奉的價值觀？例如：反對廢除死刑，或是我們可以用價值判斷去區分優良與不良的法外國家？
從這脈絡省思， 人世間有許多權力的配置狀態在運作，例如教導一個守法的公民、告訴國民某些行為不是不正常(抽菸、喝酒、吸毒)，或是我們學會好的政體是「民主」、「要保障社會公正」的價值。然而，我們都是活在這種具有特定目的，被人為設計出來，我們也可以說的出來，看的出來的生活。舉凡思想、概念、理論、行動、制度、工具、技術，乃至於文書、檔案、建築、藝術、小說、音樂、戲曲等一切可以總括在文化這個概念之下的各種事物。而這便形成了「習慣」或是「當然」、「沒錯」。
這種習慣的養成，因為，大多數人平常幾乎汲汲營營地過活，且很一般性的認為某些價值是對的，例如抽菸是壞的行為。人又藉著不同相似或需要的場景反覆重組自己認知記憶，並累積成經驗。但如果反問人：為什麼一定是這樣？有時候也很難回答出來，因為這理解是太多原因促成的過程成為習慣，靠著大大小小的事件，圖像的親身經驗累積而成。所以許多經驗的養成，背後總隱含著更複雜的權力關係，更複雜的分類邏輯，重新定義，重新認識。舉例來說，即使我們說自己是自由的人，人擁有自由意志，然而在實際的生活中「自由」卻是有條件的自由，一種被包裝、被人定義，被規格化的自由，而「自由」的蘊涵就在被定義後去區分屬於什麼是自由，去引導人的意志在「存有」的概念下想像出他認為的自由是什麼。
所以，這些看似小，但又結合著整體的「世界觀」不斷地隨著每天的日子悄悄地轉變，但我們總難以找到一個「恆定的秩序」去解釋他。因此，傅柯才會運用系譜學的觀念，強調出那種隱藏、偶然、消逝、出現，再出現的力量關係。而這力量關係隱隱約約地在人世間與人為世界內運作，但似乎可見又似乎不可見，而且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效應。
所以總得來說，如果總有一天台灣成為了大政府，全民皆「公務員」的國家也不意外。但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認識在「國家之前」有哪些細微的生養作用在其中運轉，如何有條件地、有規格地、有具體目的地，包裝好價值，引導人/幼童/成年/老年的自由意志。可是這並非用純批判式的角度去否認國家與政府的這種作為，這樣提法無非是想要更具體地探究政治的一些相關問題，即是：治道、治術之間其實是很多元既複雜的。好的治道要打造良善社會的背後，除了要掌握背後的權力技術，擅用多元的人為設計是重要的，因此，好的政治家與立法者便這攸關優良政體是否可以存續的問題。
後紀：念研究所跟念政治思想畢業後能幹麻？ 我想我同意陳瑞崇老師的觀點：成為一個可以觀照出整體生活的優秀公民。了解政治運作中實際安排在人類群體生活中你是站在哪個位置。接著，如果有心為國家做些什麼，利用自己所學，當一個好的編織者，將政體內的將人與人編織在一起，安排在最佳的位置上， 安全無慮，衣食無虞。
參考資料：
圖1：Tomas More Utopia 文中構想的一塊最符合政體運作之夢幻的島嶼。
陳瑞崇。1996。《從「生養教育」論亞里斯多德《政治學》》。
江玉林。2006。〈司法圖騰與法律意識繼受─在正義女神與包青天相遇之後〉。刊於《法制史研究》。第9期：275-291。
(有些想法是看到信辰在facebook的一段話得來：信辰說道有條件自由的問題。點醒我閱讀傅柯的觀點。未來許多會寫在我的論文內)
對於現代人而言，死亡的意義代表著什麼？德裔籍社會學家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過去我們熟悉他的著作大概是《文明化的進程》，但今天在這介紹他另一本小書《臨終者的孤寂》(The Longliness of the Dying)(註1)，談的問題格外嚴肅，因為我們現在談的是「生與死亡」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