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9日 星期四

【一些不變的事─貳】



某次跟指導教授閒聊。他說自己過去都住校舍,直到幾年前定居台北後才開始有不同的感受。他開始去固定的理髮店,也開始跟老闆熱絡,對附近環境的熟悉也讓他有落地生根的感覺。

對於理髮這件事,年少時我也很愛漂亮,對剪髮的理解是一定要挑染,加做造型。這是十七歲的事。

二十歲回台北,走出車站才發現自己與這城市的格格不入。回家途中趕緊找一間髮廊把頭髮整理乾淨,大學時期換過幾間髮廊,後來習慣剃光頭後才開始到家庭理髮。起初有些不習慣,總有回到國中剪頭髮的感覺,只是沒想到這一刀從那時剪到現在,這過程我換了幾種身分,我的頭髮也從過去茂密到現在幾乎卸了頂,這間店也遷移了三次。

老闆雖然是阿公的年紀,但每次都很仔細的修剪我的頭髮,昨天我跟老闆說今天不用洗了。但老闆還是很執著地用毛巾幫我清理身上的毛髮。老闆拿毛巾的動作沒有外面髮廊那樣專業,他的用心說不上是種體貼,卻有種說不上的感覺。

昨晚,我抓抓耳朵,老闆順勢用毛巾將我耳朵前後清理乾淨,毛巾有力道的在我頭上抹了幾次,又翻開我的領口把脖子的毛髮抹去。我看著鏡中的老闆認真的樣子,才想起,原來這感覺來自小時候父親幫我洗澡的記憶。

因為害怕小孩子著涼,大多父母都習慣在洗完澡後立刻把毛巾往小朋友身上擦。這種擦拭的方式是急促卻帶有許多貼心的力道。如果是父親對兒子還會有一些打鬧的動作。但那當下,老闆的力道讓我想起拿著毛巾的幫我擦拭身體的父親。當下的感性,眼眶的淚水也呼之欲出。我只好假裝打鼾,然後微笑......還好老闆大概沒有發現。

2013年5月8日 星期三

【責任倫理】-錢永祥



錢永祥:「Marx Weber 從來沒有說,人不靠熱情可以存活。而是一再強調人要有“尊嚴”。而尊嚴得倚賴著強大的信念。有了信念,有了熱情,人得而有尊嚴。Weber也說人不要推卸責任,你不要以為你相信這個東西,這個理想,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有價值的東西,所以你就以這理想為名做任何事情。你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更不要把責任給卸掉,將責任丟付給理想來負責。現實生活如此,我們不能把責任拋給宗教,也不能把事情的後果推給我們生活的理想。因為人得自己負責。

所以,Weber才提到兩個價值,一個是信念倫理,一個是責任倫理。我們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一定要展現我們的有所堅持,我們不能將責任卸除,但我們所處的境況而產生的職責是因為是我們信念建構而成,因此,我們才會產生認知上的困惑,在實踐的過程反覆檢驗理想。而這就是一種志業實踐的過程,如此一來,學會如何堅持才是如此重要的事情。」



連結:
https://cochina.co/2012/07/%E7%90%86%E6%83%B3%E4%B8%BB%E4%B9%89%E7%9A%84%E8%AE%A4%E7%9F%A5%E4%B8%8E%E5%AE%9E%E8%B7%B5/

視頻: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2NjA3MjI4.html

【自由生活】-哈金


「要是你不知道怎麼利用自由,那麼自由就是沒有意義的。我們被壓抑和限制得太久了,所以要我們改變思維方式、獲得真正的自由,是很難的。我們習慣了被遁詞和虛無所限定的現實存在。我們的個人品味和正常欲望大部分都被謹慎和恐懼束縛了。打破我們內心認可的暴政,可比打破外部的束縛要困難得多。簡而言之,我們純真的內在本我已經失掉了。」(哈金,《自由生活》,2011:131)

【事物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Graham Greene



格雷安.葛林《事物的核心》提及「人世間最危險的就是發生在事物的危險性,一個有良心的小偷,貪財的醫生,迷信的教士,有權力卻鬱鬱寡歡的人,這樣都會促成事物的危險。」但這也一如接觸人文後的我們,我們開始會對理想的世界懷疑,開始找尋人的價值,也認識到事物的危險性,但也因為如此,放長遠來看我們的生命就是得一直在過程中去找尋自己與認識自己,儘管如葛林所言:「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有力量永遠背負著這受到永世懲罰的重擔。」


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有力量永遠背負著這受到永世懲罰的重擔。


                                                         格雷安.葛林《事物的核心》


                                           

2013年4月24日 星期三

[鄙民的世界,鬼島不是傳說]



鄙民眼中的台灣等同於鬼島─用傅柯的話來說,當我們認真對待國家政治形成之處並將它與國家問題分開來看,那其中匯聚了許多異質世界的開口,我們只是打開掀起那對抗主體運作的不寬容力量,反抗、權力、事件,鄙民就是現代社會裡我們逃過了虛假的替代方案後所見到的國家歷史,還有那美好結局。

只是我們都這樣被制約,被馴服在這不可忍受的世界,還有看不見的無盡反抗。但一個正常的社會這些缺乏實體的鄙民,相對於主體權力,其行動持續地不斷在正常事務上塗上記號。鄙民的重點不在於他們是否是群體的受害者,反到是他們當時所遭遇的卻被歷經成某種消逝的狀況。

然而,傅柯強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鄙民佔據了重要的策略性地位,鄙民的存在削弱同質的群眾,儘管它挑撥劃分,讓群眾相互鬥爭,造成秩序、警治與宰制之間的能量對撞。但如果沒有鄙民在此劃分,那警治國家的行動也無法持續更新,帶來的剩下規訓,生產和規律的制度化。而且很明顯的是「普勞階級在鄙民之間的分隔還有行動中都是受騙上當的傢伙。」

Brossat也提到,現在代議民主制的衰退,「西歐社會中的政治生活的問題已經超出代議政制可解決的能力:無居留證者、尋求政治庇護者、長期失業者、住在郊區國宅的年輕人、無固定收入的人、愛滋病患、被遺棄者都不斷擴大鄙民行動者。」

我們的國家之間可能已經沒有大型戰役,但所謂的關鍵戰役卻無處不在,異質的行動,對峙的交集,還有許多我們自身遺忘的種種事件,還有造救我們活在某種社會是可以免疫於安全焦慮的環境。但在實際的政治實踐裡,鄙民的行動頻繁的循環,重返......但鄙民永遠沒有專屬的語言。


「在我們的社會中,安全部署的運作看起來好像很順暢有效,且植根於政治與社會生活的深層,看起來很難拔除。儘管我們錯誤的觀點,我們由於無知或疏忽所產生的錯誤分析,我們那古怪的魔幻政治,我們那些誤用的創痛記憶等層出不窮地浮現,但這些安全部署還是能提供減輕風險、調節事務,且在治理活人方面,提供了主要的保證;它鞏固了事物的連續性和人群的完整性......也保證了治理者與被統治者間的動態關係。」(Brossat, 2013:95)

但鄙民總是在這裡,他只是被遺忘,疊層給覆蓋在這「總是新的」語可以被制造的世界裡。我們的歷史也完全被阻礙在這被建構在同質、規律、歸屬認同的特徵上。唯一可以重返的就是抵抗,無窮地競逐,產生生命在權力之處蔓生著滄海一粟,在極其微小危險中大聲喊著:「我再也不服從了!」


參考:Brossat, 2013,《傅柯:危險的哲學家》,台北: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