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RaymondAron，1905-1983)，法國著名學者。資料圖
本文摘自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網站 作者：羅傑金巴爾劉偉譯原題為：雷蒙阿隆和觀念的力量——評《知識分子的鴉片》
是我們在良善和邪惡之間的選擇，而非我們對良善和邪惡的意見，決定了我們的品格。
——亞裏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
專制制度經常是以追求自由的名義而建立起來的，這种經驗警示我們：判斷一個政黨，不能僅憑這個政黨宣稱的原則，更多還應看其所作所為。
——雷蒙阿隆《知識分子的鴉片》
在蘇聯，人們擁有全面的批評的自由。
——薩特1954年訪問蘇俄後的講話
桑塔耶納説過一句讓人警醒的話：“那些忘記了過去的人，將註定重蹈覆轍。”這句話不僅適用於人類行動的世界，同樣適用於觀念世界，因此重讀一本書和初讀一本書同樣重要。時間的流逝會讓敏銳的卓見失去其衝擊力，不再被今人所注意。昨天的警告今天已經被我們遺忘，除非那些非常事件再現，我們是不會吸取歷史的教訓的。這是人性之常態，人性的錯失和面臨的誘惑並沒有改變，但周邊環境是一直在變化著的，為緊握真理起見，真理需要經常重述。重讀一本傑作則是此種重述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它可以讓我們與前賢曾經認知到而如今已半被我們遺忘的真理再次接觸，讓我們重歸已被錯置的信念，使那些被遮蔽的洞見重新煥發生命力。重讀傑作提醒我們，重新發現過去的真理是至關重要的，就如同故友重逢更能加深友誼。
阻礙人們重讀傑作的原因也很多。人們的懈惰當然是其中之一，或者就僅僅是因為忙碌—一種我們這個提倡進步的現代特有的病症。還有一個如何獲得這些傑作的問題：很多傑作就因為不再再版而幾乎退出我們的視界。有人會爭辯説我們有圖書館收藏，但我們知道，僅僅于圖書館才能獲致的書的影響力在今日的文化討論中已日漸式微。這讓我想起了一本傑作，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
對阿隆的這本書，我估計幾乎每一個本書評的讀者多少都知道一點，很多還應該讀過或至少瀏覽過。該書于1955年在法國出版，當時正值冷戰的頂點，這個題目－“知識分子的鴉片”—於是顯得很有些聳人聽聞。該書在美國也反響熱烈，英譯本于1957年出版。歷史學家克萊恩布林頓在《紐約時報》上對該書的評論代表了當時很多人的看法，一本“對今日西方世界的現場直播”。阿隆論述的主題是知識分子的著魔，一種由於堅持特定意識形態所造成的智識上和道德上的精神混亂。他想探求是什麼原因讓一些知識分子“對民主的陷落毫無同情，卻容忍以唯一正確的原則的名義所犯下的最殘暴的罪行？”《知識分子的鴉片》這個書名是對馬克思那個輕蔑的斷言“宗教只是人民的鴉片”針鋒相對的回應，阿隆引用了西蒙娜薇依的一句機巧的話作為箴言：“對人民來説，馬克思主義無可置疑地是一種宗教，人民會以最低的理智來看待這種宗教教義。”幸運地是薇依這句話事實上只部分正確。馬克思主義及類似思想體系從來沒有真正成為人民的麻醉劑。但它們確實已成為一部分執迷不悟的人的一種鴉片－這部分人就是所謂“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的鴉片》是20世紀寫出過的最有開創性的書之一，是對研究知識分子的“虛妄”這一主題最有價值的貢獻之一，本主題的相關文獻稀少，重要性也被低估。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該書已很多年沒有再版了。最近“交易出版社”出版了該書的新版本，這一舉措值得歡迎，尤其是新版還有政治哲學家哈維曼斯菲爾德所寫的導言和附錄的文章“狂熱，審慎和信仰”，這篇文章是阿隆于1956年對他的批評者的回擊。正如曼斯菲爾德教授所指出的，《知識分子的鴉片》是冷戰時期的“首要文獻”，冷戰時期的對抗同時運用武器和言辭，但並不能因此就認為該書“僅關於過去”。阿隆所分析過的現象的各種變形依然存在在我們中間，即使其代表人物已經換人了。所以説這本《知識分子的鴉片》值得我們一讀再讀。
阿隆于1983年逝世，當時他已年近8旬，如今這位20世紀智性生活中的巨人已半被遺忘。集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新聞工作者于一身，他是一種最稀有的理想主義的重要代言人，一種追求“常識”的理想主義。阿倫布魯姆在阿隆逝世後不久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稱讚他“在長達50年，對我們可能有的各種政治選擇始終有正確的識見。他在希特勒和史達林的問題上都是正確的，他相信我們西方的政制，儘管還有各種缺陷，是人類社會迄今的最佳政制，也是人類唯一的希望”,“他是那類對民主制度不可或缺卻又幾乎難以在這種制度下立足的人；他明智而博學，同時又努力對公眾進行政治教育”。
在阿隆的事業生涯中，在索邦大學，在高等實驗研究學院，在法蘭西學院都曾擁有許多地位顯赫的學術職位，他寫過40多本書，主題從歷史學，戰爭研究到法國的文化和政治前景等，但他決不僅僅是一個學院派。他還是個永不疲倦的政治評論家，為《費加羅報》撰寫政治評論達30年之久，在生命晚期則是為《快報》撰稿。（在二戰期間，他還曾為《自由法國》寫稿。）
儘管在生命晚期，阿隆聲譽日隆，但他似乎從未享有過梅洛－龐蒂和自己的巴黎高師同學薩特所擁有過的那種眩目的聲名。這部分是因為他那種絕不自誇的智性風格，也因為他沒有對聲名的虛榮，換句話説，他看重“真理”而不是“虛名”。從許多方面看，無論就學識的深度和廣度而言，阿隆都是他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在頂尖的學術機構中地位尊貴，其學術地位從這件事也可見一斑：薩特曾以謙卑的態度送給他一本《存在與虛無》，自稱該書只是為阿隆早期關於歷史哲學的著作所作的“本體論導論”。
從50年代到70年代，阿隆一直被激進的左翼分子，其中包括他以前的朋友梅洛－龐蒂和薩特及他們那些忠實的門徒，所誹謗咒罵。1963年，蘇珊桑塔格攻擊他的一段話是其中一個小小的例子，她誹謗阿隆為“一個被德國哲學搞得癲狂後才以所謂“地中海德性”的名義，轉宗盎格魯－撒克遜經驗主義和常識的人”。而事實上卻是，很難再有人象阿隆那樣既精通德國哲學，卻一點也沒沾上這種哲學的“癲狂性”。他那冷靜而敏銳的智力，使他既能出於知識上的好奇心研讀黑格爾，又能對研究對象的荒謬有足夠的免疫力。
阿隆被左翼分子所憎恨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他就是右翼分子的黨羽。相反地，他一直自認為在一定範圍內是個有左派思想的人，當然他所指的左派思想是指馬克思主義之前的高級階段的自由主義（布魯姆把他論阿隆的文章題為《最後的自由主義者》即源於此）。阿隆對左翼的批評並非出於情感的謾罵，而只是他的自由主義觀點的理智延伸。正如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在對這位老友深情的回憶中指出的那樣，阿隆在年輕時曾是公開的社會主義者，然後逐步成為“馬克思主義和作為一種社會秩序的社會主義（更確切地説是共産主義）最堅定，最嚴厲和最博學的批判者”。（希爾斯和阿隆一樣，是極少數幾個為自己研究的學問增添了榮耀的社會學家之一。）
需要再一次指出，阿隆的這種轉變並不僅意味著對年輕時的理想的簡單批判，而是基於一種對理想的成熟的認知，那就是任何理想只有在不摧毀其致力於提升的目標就能實現的條件下才值得珍視。明白了這一點，有助於理解希爾斯為何稱阿隆“既致力於追求啟蒙運動的理想，但又有所保留”了。啟蒙運動理想表現為一種基於理性力量的信仰，阿隆之所以對之有所保留是因為認識到人類的理性畢竟是有限的。如果就啟蒙運動信奉世俗主義，人道主義，理性對迷信的勝利這些觀念而言，可以稱阿隆是啟蒙運動理想忠誠的兒子的話，在很大程度也可以稱他為很多啟蒙運動思想家所著力批判的那個舊式傳統社會的忠誠的“孫子”。當啟蒙思想批判每一種信仰，只承認自身這種基於理性力量的信仰，就趨於成為一種淺薄的思想。
阿隆批評啟蒙運動理想具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不寬容這種理想的反對派的傾向，實質是背離了理想本身的原則，他對此寫道，“一個無神論者也應該捍衛宣講宗教的自由，因為這其實也是在捍衛自己的思想自由”。阿隆具有這種寬容精神，是因為認識到現實是錯綜複雜的，人的知識是有限的，相對於思想人的行動才是最根本的。希爾斯説，阿隆“很早就認識到發佈崇高的宣言和進行道德譴責都是虛妄和徒勞的，這麼做要麼是出於強求盡善盡美，要麼就是欲以盡善盡美的標準來裁定現實的境況”。阿隆自己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也曾指出，“任何人類的已知政制如果和一種對自由和平等的抽象理想聯繫起來，都是該受指責的。”
阿隆事業的主旨是“責任意識”。這種責任意識不是薩特一貫主張的那種痛苦的先驗的或者説本體論意義上的“自為的存在的責任意識”，總是背負著無根的自由的重壓，而是一種平凡但卻不可缺少的被稱為“審慎”的那種德性的具體體現。阿隆認識到，對人類來説，最佳的行動路線往往是探求不到的，在這種情況下政治智慧就體現為一種能選擇現對較好的行動路線的能力。他強調指出：“永遠不要急於下定論，也不要以絕對真理已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姿態來判定自己的論敵。”
有必要注意到阿隆最喜歡用“平凡無奇”之類的詞語來表示讚揚，而當他用“詩意”之類的詞語時則往往語含貶義。在他1983年出版的《回憶錄》中，阿隆説他寫《知識分子的鴉片》，其目的就在於努力“讓意識形態的詩歌下降到平凡的現實”。被阿隆稱為“革命的神話”（還有象“左翼的神話”和“無産階級的神話”）的意識形態之所以如此誘人，就是因為它們具有一種“詩意”的魅力，它們激起了這樣一種幻象，“一切都是可能的”，於是一切－包括歷世的制度，社會的機構，甚至人性本身，都可以以暴烈的革命行動的手段而徹底改變。當“革命的神話”與所謂“歷史必然性”－一個馬克思從黑格爾那裏繼承來的荒謬的觀念－的教條相結合，這個神話必然成為極權主義僭政的辯護詞。當蘇俄對富農的無情清算是以馬克思主義辨證法闡明的一種必要性的面目出現時，難道就合理合法了嗎？與化學的機理相同，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鴉片最初的效應是激起巨大的快感，其後它的麻醉效應才彰顯出來。
與革命論者不同，改良主義者認識到社會具有很強的抗拒變遷的傾向這一現實，認識到真實的人性不是整齊劃一的，因此認為真實的社會進步都是以不可預知的，零敲碎打的方式來實現的，因而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阿隆注意到，“改良主義者是平凡務實的，革命論者則是詩意幻想的”，相應地，改良主義者是紮根現實的，革命論者則是空想的。
在其《回憶錄》中，阿隆承認“我的確認為塵世的社會組織，其運轉過程到最後都是相當平凡無奇的”（讓人想起白芝浩所觀察到的事實，“文明的本質就是鈍滯，一種旨在破滅種種熱烈激情的精心發明”）。亞裏士多德認為政治的主題就是“人的美好生活”，那是什麼構成了“美好生活”呢？阿隆機敏地提醒我們注意，一種政治主張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越是不著邊際的誇大其詞，往往越是最懷有惡意的：他們先是許諾一切；隨後給民眾帶來悲慘和窮困。因此阿隆拒斥共産主義：
“共産主義是西方傳統的烏托邦思想畸變之後的産物，它繼承了傳統的烏托邦思想那種征服自然的雄心和提高眾多微賤者的地位的政治主張，不同的是，共産主義意識形態主張為實現烏托邦，必須犧牲那些一直以來就是推動人類不停進步的核心原則——探索的自由，異見的自由，批評的自由和投票權。”
和一個全面自由和永遠消滅了一切形式的不平等的無階級社會的遠景比起來，這些自由似乎是平凡無奇的，但那種對所謂“無階級社會”的空想，在阿隆看來，“只能將其視為兒童圖畫書中的插圖”。
雖説阿隆對一切”詩意幻想”都持懷疑態度，而要求人類行為始終能冷靜明智，無可否認，這種看法本身也具有“幻想”的一面。也許有人會説，阿隆是呼喚“平凡務實”的“幻想家”。換句話説，他是堅持平凡務實的運則而反對虛幻理想的矇騙的鬥士。虛幻理想的遠景，所謂整體的全面的解放，之所以能很容易矇騙缺乏清明理性者的思想，就是因為“解放這個詞本身含了一種對未知、未來和絕對的詩意幻想。”但是這種對“絕對”的詩意幻想本質上是反人性的。阿隆冷峻地觀察到，在真實的世界裏，所謂解放的理想造就的只是“全權國家”。
對阿隆來説，政治和社會事務的關鍵“不在於激進的選擇，而在於難以明言的妥協”。他的立論總是以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人為基礎，而不是以對人的想像出發，“即使有被指責為犬儒主義的危險，我仍然拒絕相信有任何社會秩序能只依靠公民的德性和無私而建立起來。”遵循亞當斯密和其他古典自由主義者的思路，阿隆相信有一種機制可以讓個體的缺陷成為補救社會的缺陷的手段。和馬克思主義不同，古典自由主義者將人看作“基本上是不完美的，這些不完美的個體會結成社會並遵從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公益”可能是無數個體行動的結果，但決不是個體刻意選擇的目標。在最低限度上，他會贊成一種悲觀主義的看法，將政治視為一種創造約束條件的藝術，使得人們的私惡能夠為國家的公益做出貢獻。“
阿隆樂於承認，古典自由主義這種平凡而低調的思想模式在外觀上的確缺乏烏托邦的宏偉：
“如果人性沒有因為“始祖的墮落”（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而被染污的話，個體將不會考慮自身利益，在不需要任何回報和補償的情況下，都會為他人的利益傾其所有，那麼竟然會存在創業者之間的自由競爭，以及買方和賣方之間的競爭，無疑是不可思議的。“
但這種對人性未被染污的假設實質上只是一種無望實現的“救贖應許”。阿隆提醒我們要注意兩點，其一是因為“始祖的墮落”，人性就再不可能是未被染污的了；其二，“始祖的墮落”儘管被正統基督教裏職責就是“絕對譴責”的先知們視為災禍，實際上卻是“幸運的墮落”——人性的真實景況。烏托邦主義者往往對作為整體的“人類”持樂觀看法，卻對具體的男人女人們持悲觀看法。以盧梭為例，他曾悲哀地寫道，“我相信我了解“人類”，但卻不能了解“人們”。相反地，反烏托邦主義者對“人類”整體持一種悲觀的或至少是清醒的看法，而對具體的個人，這種寬容和慈悲的悲觀主義者倒是持樂觀看法了。
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的前言裏，阿隆強調他的辯駁不僅僅是針對“共産主義的信仰者”之外，更是針對那些“共産教義的鼓吹者”。這些身處西方世界的“馬克思主義香客”，卻總認為西方世界總是錯誤的，認為人們可以“被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良善的化身，代表理性，因而屬於未來；一類是邪惡的化身，代表迷信，因而屬於過去”。
當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必然性”的教條已根除了根據看起來瑣屑但卻真實的現實情況修正自身理論的可能性時，馬克思主義就成為知識分子的鴉片。當梅洛－龐蒂斷然告訴我們，在現代世界只有無産階級才是所謂“真正的主體間性”唯一的形式，當他寫到，馬克思主義“不僅僅是某種特定的歷史哲學，而是唯一正確的歷史哲學，拒絕接受這種歷史哲學就是毀滅關於歷史的理性”時，理智的辯駁已經不能讓他放棄這種愚妄的態度了，此時他所需要的是智性方面的解毒，而非辯駁了。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薩特身上，他為從蘇聯到古巴的極權統治而歡呼，而對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則表現出嚴厲的憎恨（薩特曾囈語般地叫囂，“美國是只瘋狗”，它是“新法西斯主義的搖籃”）。阿隆評論道，薩特之所以“不贊成平凡的社會改良，而成為口頭上的激進革命論者，只是出於一種倫理激進主義，加上對社會結構的無知，以及對資産階級情緒上的憎恨。”
《知識分子的鴉片》除了要讓知識分子們回歸平凡務實的正道，也希望能讓他們免於在智識方面的昏亂不清，正是這種昏亂不清造就了許多智識上的“怪胎”。舉例來説，尼采和馬克思的哲學體系原本是直接對立的：尼采讚美孤傲的天才，主張建立由“超人”主宰的貴族政制；馬克思則讚美群眾，主張建立一個旨在實現“無階級社會”的政治制度。任何理智清明的人都可以看出其中根本的差別，但某些自稱受尼采和馬克思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卻根本無視這些差別，阿隆已經注意到，馬克思和尼采（以及黑格爾和弗洛伊德）的思想傳人往往以各種形式互相引為同道。薩特的“存在主義”，德里達和福科的“虛無主義”，都展現出一種相同的智性上的“無所節制”。他們的學説雖然各有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敵視既存的秩序—阿隆把他們這種精神狀態稱為“知識分子的職業病”。
喬治奧威爾説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某些觀念是如此荒謬，以至於只有某個知識分子會相信這些觀念。《知識分子的鴉片》為解釋奧威爾所貶損的那種現象，知識分子更易被觀念矇騙，提供了指南，阿隆分析了這種現象的原因，它的惡果，描繪了它的路線圖，並指明瞭可能的逃離的出口。
對《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的指責也很多。阿隆在“狂熱，審慎和信仰”一文就注意到了某些讀者對《知識分子的鴉片》的一種批評，認為該書“是消極的，書中充滿大量的辯駁，卻沒有提供任何建設性的意見。”該書還經常被指責為為“懷疑主義”唱讚歌，持這種論調的人總是引用全書結尾處的半句話作為例證，“讓我們為懷疑主義者的降臨而祈禱吧”。阿隆批駁説，實際上，摘引這半句話作為批評論據的人只是斷章取義，歪曲和誤解了他的本意。阿隆完整的結語是這樣的：
“一個人不再期望通過革命或經濟計劃實現社會奇跡般的轉變，他這種正當的行為不是沒有理由可講的。只是因為他熱愛活生生的個體，自願參與充滿活力的社群，並尊重真理，他才拒絕屈從於人性的抽象理想，一個殘暴的專制政黨和荒謬的經院哲學，保持了精神的獨立。他不再相信任何烏托邦，質疑所有預言大災難和許諾救贖的先知。如果他們能夠徹底離棄狂熱，那就讓我們為懷疑主義者的降臨而祈禱吧。”
可以看出，在這段話中，阿隆主要批駁的對像是“狂熱”。但他也認識到，人們的狂熱退去之後，往往會變得冷漠，而冷漠和狂熱一樣，也是一種精神上的不健康狀態。精神上的虛無主義才是最終的敵人，狂熱和冷漠都根源於虛無主義。阿隆認為，懷疑主義是有益還是有害，取決於人們在某一時刻更害怕哪種狀態：狂熱還是冷漠。現實生活中，正確引導我們思考和行動方向的是“審慎”這種實用的智慧，“審慎”是這個俗世的“神”（阿隆引用伯客的話）。換句話説，對阿隆來説，懷疑主義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他寫道：
“懷疑主義也許能讓人停止吸食那些思想鴉片，這當然絕對必要，但也不能治愈思想的中毒。只有當思想中毒的人能夠有所信仰，這種信仰不是建立在幻象的基礎上，他的精神才算健康了。“
還有必要注意阿隆提倡的懷疑主義並不是一種全然消極的態度。正如T.S.艾略特在《關於文化的定義的筆記》中所指出的那樣，懷疑主義並不一定就必然是破壞性的，恰恰相反，懷疑主義首先是一種仔細審查論據的習慣，一種不急於做決定的能力。懷疑主義是文明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産物，當然如果它墮落為皮浪主義（皮浪是古希臘的不可知論者），也會導致文明的滅亡。懷疑主義是強健的，皮浪主義則是虛弱的：因為我們不僅需要不急於做決定的審慎，更需要慎思之後做出一種決定的能力。阿隆可能會同意艾略特的這些看法。他也許還會提醒那些指責他缺乏“建設性”的批評家，不要忽略了這個事實：單單傳達平實的真理，就已經具有很積極的作用。黑格爾當然是個傑出的“建設性”思想家，但同時也很大程度地誤導了後人。那種對“建設性綱領”，對“積極結果”等的強求往往變成對幻象和蠱惑的呼喚。阿隆則滿足於探究平凡無奇的現實。
阿隆毫不留情地批判某些知識分子心智上的“中毒“，並不意味著他就是反智主義者，蔑視觀念的重要性。這當然不僅僅因為他本身就是個知識分子，更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觀念，不論是健康的還是病態的，具有巨大的力量。他寫道：“知識分子總是為無力改變事件的進程而感到痛苦，其實他們低估了自己的影響力。從長時段的角度來看，政治家總是學者和作家的信徒。”歐文克裏斯托在一篇于1973年寫成，題為《論資本主義和民主觀念》的論文中，將阿隆的這個觀點進一步發揚光大：
“兩個世紀以來，許多掌管美國社會事務的大人物根本不相信觀念的重要性，一直到某一天，當他們的子輩的思想被某些特定的觀念所佔據，開始向他們的權威造反或是棄離家族所在的社會團體時，他們才猛然感到震驚。事實上觀念是極端重要的，在任何一個社會裏，表面上穩固，也有很多人參與其中的公共機構，無論是經濟性質的，政治性質的還是宗教性質的，總是依靠組成這些機構的人們頭腦中的觀念才發展起來的。觀念的杠桿效應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智性氣候的某些不起眼的轉變，這一過程可能是緩慢的卻又是無情的，將使我們熟悉的制度和機構扭曲為某種未能預料到的怪異形式。”
阿隆寫《知識分子的鴉片》，部分目的就是警醒我們注意“觀念是極端重要的”這一冷峻的真理。但令人悲哀的是，在這本書出版後的近50年裏，我們西方社會裏的許多重要人物繼續忽視觀念的重要性，沒有以嚴肅的態度對待觀念之爭。
（責任編輯：劉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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